F、 安德森在第十章《记忆与遗忘》阐述欧洲受到美洲民族主义影响时，提到欧洲的民族主义经常使用的一个修辞方式：“从睡梦中醒过来”，这样一种“唤醒”的工作在动员群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唤醒”这个修辞方式也曾经是主导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历史中的核心想象方式，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可以参考澳大利亚的汉学家费约翰的书《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
        
    G、 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安德森提到在民族主义运动过程中产生了许多“青年组织”，比如青年意大利、青年爱尔兰、青年埃及、青年土耳其、青年阿拉伯党等等，他的解释是“无论是在欧洲或是殖民地，‘年轻的’和‘青年’这样的字眼都意味着活力、进步、自我牺牲的理想主义和革命的意志”（P140），只是殖民地的“青年”意味着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而欧洲青年不一定意味着社会学意义上的年龄，进而强调“殖民地的学校体系在促成殖民地民族主义兴起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P140）。与此参照，凯杜里的说法是“民族主义运动是孩童的讨伐运动”，这种对青春的赞美，在凯杜里看来与浪漫派（德国）有关，“民族主义在内心里脱离和超越这个不完善的世界。这种对现实事物和现实世界的轻视最终变成了对生命的否定和对死亡的热爱。浪漫派对死亡的迷恋是众所周知的”（P81）。 
         
    H、 在这本书中，安德森并没有对“中国”提出阐释。从这几波民族主义来说，中国更象官方民族主义，也就是从帝国转变为民族国家。而安德森的问题是在官方资本主义中，过多地强调了外部压力促使帝国内部的变革。从这个角度，比如杜赞奇和汪晖的论述更多从中国/帝国内部来寻找变革的动力。（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二部帝国与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