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爆发前3个月，时年5岁、出生在昆明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和家人离开中国大陆回到英国。73年后，安德森才回到中国大陆，在清华大学访学半个月。

    前晚，应清华大学社会高等研究院的邀请，安德森教授做了一场题为“民族主义研究中的新困惑”的讲演。作为他在清华大学系列讲演的第一讲，这是安德森关于民族主义研究的概述性的讨论，探讨民族主义的根源和几百年来的变化。

    一个根源是羞耻感

    安德森所著的《想象的共同体》和《比较的幽灵》已经在国内有中文版，尤其是他最重要的作品《想象的共同体》，早报记者从上海人民出版社得知，该书这些年经常重印。这些学术著作的出版，都使安德森教授在国内学术界和高校有大量的读者。前晚的演讲教室里挤满了清华学生。安德森教授一上来就开玩笑说：“还以为来了很多红衫军。”这些年，安德森每年都有好几个月生活在泰国。

    演讲一开始，安德森向听众讲述了他对民族主义的两个困惑，而这两个困惑一定程度上都跟民族主义与宗教的比较有关：“第一个困惑是，为什么大部分人都认为我们的国家是好的。第二个困惑是，我们的国家、民族都会犯错。”在把民族主义与宗教进行比较的时候，安德森发现，两者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根本不同的地方，“对于宗教来说，它不可能是错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国家跟宗教又有所不同，国家会犯错，国家也无所谓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但它就是存在的。所以个人在对待自己的国家、民族的时候，其实不会像信仰宗教那样，“民族主义一方面是一个宗教现象，但另外一方面又不是。”跟国家、民族相似，所谓领袖有时候很好，有时候也会犯错，即便是甘地这样的人物。

    安德森的另外一个困惑是，学术界对民族主义的讨论其实是晚近的事情。比如在民族国家兴起的19世纪，当时有各种哲学和理论，但一直没有一种关于民族主义的哲学，“康德、黑格尔，他们是民族主义者，但他们的哲学不是关于民族主义的理论。”

    在安德森看来，民族主义首先是一种基于情感的东西，他认为民族主义的一个根源与羞耻感有关。安德森举了小时候的一个例子，他经常跟妈妈出去买菜，在菜场他妈妈总是喜欢跟人砍价，为了得到一个便宜的价格，她会挑剔鱼、肉和蔬菜不新鲜，“我感到非常羞耻，我真想钻到洞里去，或者跑掉。其实很多家庭妇女都是这么干的，但我不希望妈妈这样砍价，觉得很丢人。”讲完自己小时候的故事，安德森又提到了越战时的经历，他发现很多60多岁的老头老太也在游行的队伍里，“我很吃惊，问他们为什么要来。他们的回答是，‘我看不下去了，我对自己的国家感到耻辱。’”

    安德森说，羞耻感跟民族主义有关，“羞耻的核心是，你无法摆脱它，你跟那个让你感到羞耻的人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民族主义和羞耻的这种无法摆脱的感觉相似。

    一个根源是移民潮

    民族主义除了与羞耻的情感紧密相连，在安德森看来，民族主义产生的根源还与移民有关。安德森在讲演中提到了“远程民族主义”的概念。在以往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中，其实都是在讨论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和欧洲民族主义的起源。但安德森在讲演中认为， “第一波民族主义浪潮主要是在西半球的美洲大陆，以反对宗主国、帝国的控制，成功摆脱宗主国控制为特质。”安德森认为，民族主义发生在美洲尤其是北美洲是有前提的，“因为他们事实上跟宗主国有同样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他们是一些不在英国、西班牙的英国人和西班牙人。其实他们很清楚，在这块新大陆上，在殖民统治结构下，他们已经降低到了附属的二等人。所以女王的信中会称他们为英国的臣民。也就是说，在宗主国眼中，他们不是英国人，是英国的臣民。”

    安德森认为，民族主义的第二波浪潮才是在欧洲宗主国内部产生的。他引用了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的一句话，“民族主义常常产生于流亡之中。”到了18、19世纪，民族主义成为政治力量，“这个浪潮与资本主义的产生密切相关，这个时期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消费概念、传播技术，封闭共同体因为资本主义的出现而被打破。”在安德森以往的著作中，他很强调印刷资本主义对民族主义产生的重要意义，资本主义产生的印刷文化，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由此产生某种耦合。“以英帝国为例，当它维持不住的时候，加拿大、澳大利亚就出现了独立浪潮。”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几百年前的移民浪潮主流一直是从富裕和文明中心的欧洲移至偏远的美洲大陆，而到了20世纪，移民浪潮是从贫穷国家流向富裕国家。新的移民现象产生了新形式的民族主义，“他们到达一个新国家，成为新公民，但在内心深处是另外一个民族的成员。”

    对于这一波民族主义，安德森举了一个例子。他曾遇到一位在加拿大的信仰印度锡克教的教授。这位教授感到很沮丧，因为他的孩子在加拿大做生意很成功，现在却热衷于印度旁遮普邦锡克教独立运动，每天花很多时间打电话、在网上鼓动其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