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得感谢全球化和中国崛起啊，不仅“理论的旅行”空前迅畅，连瞻拜生产各色理论的大牌学者的真身，对于居住在京沪的学术老中青而言，也不算什么稀罕事了。有人笑言，蹲守北大东门或清华西门十天半月，就基本能将全球各个学科的大牛看个遍。无论是真的还是玩笑，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应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之邀来访，确实掀起了见多识广的学术粉丝们足够的热情——3月16日晚，他在清华大学首次亮相，现场人山人海，几无插针之地。这样热烈的景况，对于演讲人和听众而言，都势必难以忘怀，难怪安德森一进场就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简直像“遭遇（泰国）红衫军”了。

    一个外国学者，何以火成这样？

    首先，安德森的思考——印刷资本主义、官方民族主义，还有更显赫但也被误解更深“想象的共同体”，已成为中文世界学术生产关键词，为人数日益增长的高校师生们所耳熟能详。

    其次，安德森教授一家人与中国渊源甚深。他本人于1936年出生于昆明，父亲在辛亥革命以后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以海关职员的身份在中国居住了30多年，所以安德森教授的童年是在战争时期的中国度过的，离开中国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数月，也就是1941年8月，一家人回到英国。从上世纪40年代初到现在，他是第一次来到中国。

    让安德森比同行高出一筹的是他在旧大陆的东方学、古典学学科范式崩溃之后，并没有轻易落入美国战后意识形态气味浓厚的区域研究的窠臼，而是超越了两者。他投注给研究对象巨大的同情与理解，他的学术著作体大思精，结构周延，又充满着文学想象的律动，所感发凝结而来的问题意识自然也就特别鲜活且持久，鼓舞人心。

    回到安德森的两次演讲。第一讲，讨论的是他在民族主义研究中面临的一些新困惑；第二讲则详细阐发泰国华人移民的状况及其认同上的悖论。客观而言，安氏的演讲内容在他以往的著述中基本能寻得到踪迹，并无特别的新意，而且由于他本人的谨慎和发问者的水准，演讲后的提问环节也未如预想中那般激烈碰撞、火花四溅。

    相较正襟危坐的公开活动，私底下的安德森显得更为活跃，更愿意互动。比如他会调侃地评价无政府主义，会敏锐地观察到互联网赋予了民族主义新形态。除电子邮件外，他拒绝手机等即时通讯设备的骚扰。还有，他爱玩填字游戏；在饭桌上，他会动情地谈起台湾电影新浪潮给他的震动，特别是杨德昌那些浸透了压抑与冲突的杰作。他也喜欢周星驰——他称为斯蒂芬·周——不过他最钟爱的周氏电影倒不是《大话西游》，而是《少林足球》……

    在看过孟京辉的话剧，逛过雍和宫，和不同领域的学者、学生进行了议题广泛的座谈后，自称“实在缺乏了解”的安德森教授是否会关注中国更为复杂的民族主义源流，并将其健旺的学术精力划拨给这片土地，暂时还无法预测。

    安德森的中国行颇为热闹，而对于其著作的引进却相形见绌，到目前为止，仅《想象的共同体》和《比较的幽灵》两种而已，他的大量研究成果，还无缘与中文读者相遇。这一反差，凸显了当下学术出版的困境与窘境：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未必有面世的机会，而那些徒有其名的读物，却能巧借种种名目，淆乱着大众的心智。

    安德森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被许多听众包围，接受了数家媒体的采访。无论冷眼旁观还是热心围观，学术史就在你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