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欧裔海外移民先驱者》。这些欧裔海外移民及其后代成了殖民帝国的二等公民，这种被“阻断的朝圣之旅”使这些白种人形成了对殖民地的认同，再加上印刷资本主义比如报纸的功能，为形成想象的共同体奠定了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朝圣的欧裔海外移民官员与地方上的欧裔海外移民印刷业者，扮演了决定性的历史性角色”（P73）。在第十章《记忆与遗忘》中，安德森解释了“民族主义”为什么最先在新世界/美洲尝试而不是旧世界/欧洲或其他区域，有三个原因：一是殖民地与母国的距离遥远；二是母国进行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移民，形成了数量巨大的欧裔海外移民；三是母国在殖民地部署了完备的官僚和意识形态机构。造成了美洲的双重性，这些海外移民虽然是白种人，但又不是母国人，他们虽然生活在殖民地，但又不是当地人，他们就成了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中间人”，而“美洲民族主义”的模式有点象儿子反抗父亲，儿子想要的不过是“重新安排帝国内部的权利分配”（P219）。所以说，民族主义虽然不起源于欧洲，但依然是欧洲内部逻辑的衍生物。
        
    第二波是欧洲的民族主义（群众性的语言民族主义19世纪中前期）。第五章《旧语言，新模型》。安德森认为“19世纪是方言化的词典编撰者、文法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家的黄金时代。这些专业知识分子精力充沛的活动是形塑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关键。”（P84）更重要的是，这种方言化依靠资本主义的力量不仅动摇了拉丁文的统治地位，而且形成了“一个本质为想象的基础上建立内部连带的阶级”（资产阶级），这些识字的资产阶级把群众/读者“邀请”到想象的共同体之中。另外，南北美洲的独立运动也成为了欧洲民族主义的标准或模式，以至于在美洲民族主义中是想象的现实，在欧洲的民族主义浪潮中就成了“某些不容过度明显逾越的标准”（P94）。这是欧洲对南北美洲民族主义模式的一种“盗版”。
       
    第三波官方民族主义（19世纪后期“俄罗斯化”）。第六章《官方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官方民族主义是群众性的语言民族主义的“折射”。俄国、英国、日本等“王朝/帝国”为了面对民族主义的挑战，主动采取自上而下（官方）的措施，比如建立现代化的教育系统（英国在印度实行英国化的麦考利主义），把帝国/王朝转变为民族国家的形态。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接受英国教育的印度人帕尔所谓的“家乡土地上的异乡人”，他们接受英国的教育，却只能被阻断在殖民地，虽然是当地人，但又认同帝国文化，这与第一波中“欧裔海外移民”的双重性身份相似，因此也发挥着相似的历史作用。这又是一次民族主义的“散布”。
           
    第四波殖民地民族主义（20世纪中前期，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第七章《最后一波》。安德森基本上把20世纪中前期发生在东南亚的民族主义解释为是对第六章官方民族主义的模仿，可以称之为殖民地官方民族主义。以印尼为例，殖民教育体系培养出知识分子阶层/双语，这些“家乡土地上的异乡人”，发挥着欧裔海外移民的功能角色。在第九章中，安德森修正了对于殖民地民族主义完全是官方民族主义的盗版的观点，而偏重于强调早在20世纪殖民地民族主义之前，殖民地政府就主动通过“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等方式来想象/建构其领土。
         
    三、民族主义的几种建构方式
          
    第八章《爱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小说、诗歌）；  
    第九章《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殖民地政府采取的几种想象其领地的方式）；
    第十章《记忆与遗忘》（历史的书写、民族的传记）。个人的传记（从开头写到结尾），而民族的传记则是向上追溯（考古学）。比如去年中韩两国对高勾丽的历史归属问题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秩序的时代里，中国与韩国对于历史资源的争夺，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过去的历史对于讲述当下的民族国家的身份是多么的重要。也正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世界遗产”虽然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但其产权却是归属民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