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很久没有入迷地读小说的我，忽然过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小说瘾。一种沉醉之感，让我忍不住想要和人分享。

    这种沉醉感，源自阅读第九期的《上海文学》。首先就是严歌苓的《拖鞋大队》——一群半大女孩子，在父亲被打成右派、“反革命”之后，开始“野”在这个社会里，不无惊恐地寻求生存、保护，同时结伴摸索度过狼狈的青春期。人物生气贯注，更有一个一开始就出现的悬念：13岁的将军女儿耿荻到底是女孩还是男孩？她仗义，潇洒，有勇气，以特有的方式训导着这些女孩，又给了她们无私的温暖和友谊。女孩们爱耿荻，崇拜她，信赖她，却又为她到底是男是女所困扰。这个问题积累着，积累着，突然，急转直下，恶性悲伤地解决了——女孩中有人为了赢得同伴的接纳，诬陷耿荻“摸”了她，女孩们最终决定动手了，她们设了埋伏，砸了耿荻的头，在她鲜血满地的时候，“狞笑着”，“围上来，撕开了她洁净的学生蓝伪装”。

    一群人背叛了耿荻与她们之间的友谊，耿荻眼也不眨地扭头就走，丢下一句——“小贱人！”

    ……

    一股久违的纯正的古典短篇小说的气息，扑面而来！

    我被迷住了。一个下午，像喝了一碗酒、一碗纯正的陈酿。

    就势一气读完了这一期杂志里的6个短篇，不禁感慨：这就是短篇啊！有魔力的短篇。

    接下去的几天我一直在想，到底是什么让我感到这是“纯正的短篇”？我通过它们到底感受到了什么？

    《拖鞋大队》中，背叛耿荻的女孩们虽然可恶，可是其中的转折合情合理——正是这种合情合理地发展出来的背叛格外触目惊心，人性难以避免的堕落才令人发指地被表现出来；严歌苓的另一个短篇《奇才》更是波谲云诡——小提琴手奇奇，在音乐方面是天才，在生活中却笨拙、胆怯、孩子气，他激起了周围几乎所有人的哀怜。末席小提琴手老吴像对待儿子一样爱他、照顾他，但作品结束时一封信滴水不漏地将作品前面十分之九的内容全部否定了——奇奇在给母亲的信中以极其成熟的口气，直言不讳地称老吴“愚蠢而可憎”，“他这样一个大蠢材已给音乐造成极大的危害”，“现在我觉得自己也很蠢，只想留下他为我洗衣服刷鞋套被子，就忘了他在我身边将长期用他的琴声折磨我。”信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奇奇的矜持、自尊、自负，对周围人物一个个极端不留情的嘲讽、批判，以及算得上卑鄙的利用——这封信被老吴看到了，有泰山崩于前的效果吧？但作品戛然而止，对老吴遭遇的棒喝和感情伤害一字不着。可是，能简单地说这是知识分子的自私丑陋吗？不能，这就是天才小提琴手奇奇真实的心理，也是一种天才在维护自己生存过程中注定附生的残忍。当一切都被揭开后，老吴会怎么样？奇奇会怎样？他们之间的感情还会存在吗？作品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陈家桥的《窗帘》是描写情欲的佳作。一个隐晦的意像——窗帘，一开始就出现在篇首，但它的含义一直到篇尾才被暗示出来。陈慧宁镇定地生活在一种不可捉摸的本性之中，小说没有正面描写她的魅力，但是周围的几个男人环绕着她，没有方向感地旋转。他们的方向感在最后因陈慧宁的抵达而被显示出来。《疲惫不堪》则是一个对半剖开的苹果，一半说杨凯，一半说邱大立，浸透了青春黑色汁液的两个同龄人。小说真实地刻画出性发育期里性带来的罪恶与虚无……

    几篇小说都有一种深沉的真实的魅力，小说中的人物说话做事都符合特定的时代、环境和身份。这些在真实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人物身上，深刻地烙印着环境印痕；同时，这真实又是人性的，其中有压抑着的光，有寒光一现的神，有令人大气不敢出的尊严。即使是杨凯的坏，也坏得令人惊心丧胆，是绝对的存在，道兮若存其中。

    生活，似乎在作家“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野心下，强烈地呈现出魔力，唤起人的敬畏之感。

    相比之下，残雪的《女儿们》是这些小说里最有80年代气息的，那是一种知识分子味更浓的写作，它的指向是作者本人，而不是生活，这种阅读唤起的是一种对作家个人风格的鉴赏，但不能唤起对生活本身的感情。

    在阅读这些短篇时，这些作品纯正的气息让我脑子里风云般涌进一些名字：契柯夫、梅里美、毛姆、乔伊斯……我不是指它们都达到了大师的水平，可是，有一种暗通的气息。

    《上海文学》近来改版，打出了致力短篇小说创作的旗号，当时曾听陈思和说起是有感于长篇小说已越来越商业化了，尚未仔细请教过他对短篇小说偏爱的深层原因，但这一期杂志读下来，我竟然生出臆测的兴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