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个人化写作的时代，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一位真正的写作者离开文学刊物的扶持，同样可以获得读者的承认。网络媒体和出版业已经创造出了这样的神话。这表明，文学期刊正在丧失其预示文学重大走向、发掘文学有生力量的能力，其生存危机已迫在眉睫。从某种角度来看，可以说九十年代延续至今令人失望的泡沫、垃圾文学景观是文学刊物制造出来的。九十年代以来，曾于八十年代扮演了思想解放先锋的文学刊物对黑白分明的话语禁忌敬而远之。在市场经济语境下，文学刊物不得不改刊，寻找可以炒作的文学“话题”。这是生存的需要：一是可以形成“热点”，把刊物卖出去；二是疏离意识形态，制造泡沫文学，增大安全系数。面对主流话语和市场经济的双重压力，文学刊物的良知与公义纷纷落马，要么与主流话语合流，寻找欢乐的因子，要么疏离主流话语，向市场经济靠拢，寻找“话题”，制造泡沫文学。在这个过程中，文学刊物经历了九十年代初最初的迷茫，很快就主动出击了。

    “策划”压倒作家：期刊文学的帮派化

    文学刊物很快就学会了顺应潮流的“策划”。《山花》主编何锐曾自豪地说：“策划的导向作用……贯穿于组稿、选稿、发稿的全过程。可以认为，对刊物创新的成功策划是编辑创造性精神活动的重要成果。”在编辑的创新策划下，文学刊物口号林立，旗帜飘飘：1993年底，《北京文学》推出“新体验小说”；1994年，《上海文学》倡导“文化关怀小说”，然后是“新市民小说”；《钟山》在推出“新写实小说”之后，1994年开始倡导“新状态小说”；《特区文学》则提出了“新都市文学”等等。几乎所有“变脸”的文学刊物，在改刊后，都突出了编辑的主体性操作，编辑与作家平起平座，甚至凌驾于作家之上，如《青年文学》主编李师东在谈到《青年文学》改刊时说：“我们根据读者的要求，主动找作者并引导他们创作。杂志体现的是办刊人的想法、理念和品位。”这句话需要一个前提：办刊人，也就是编辑，应该是个合格的编辑。九十年代的许多文学刊物都落入了作家手中，也就是说，有许多文学刊物的编辑本身就是作家。编辑作家化并非是文学青年的一个福音，相反是噩梦的开始。九十年代各种文学口号、帮派林立，如“现实主义冲击波”、“新生代”、“美女作家”、“70年代”等等，基本上都是刊物炒出来的，一个成为某个文学刊物编辑的作家，就有可能是这个口号或帮派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在他的用稿标准中，文学价值将退居二线，他首先考虑的是和作者的亲疏关系，以及是否有利于口号与帮派的发展壮大。这种作家丧失了作家良知的同时，也丧失了编辑的职业道德，有些文学刊物甚至成为一个圈子里为数不多的一个作家帮派的自家大院，丧失了文学多样性的审美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刊物还要“根据读者的要求，主动找作者并引导他们创作”，对文学没有建设作用不说，反而是对文学新生力量的一种破坏。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一些刚刚露面的年轻作家，甚至是八十年代出生的，已经很势利地向某一文学帮派靠拢，靠拢的不但是物质意义上的身体距离，他们的小说语言和内容也已出现了惊人的一致。最典型的就是“70后”作家的时尚化、欲望化写作和一批生于八十年代的嬉皮写作。一个优秀的编辑不一定是个作家，一个优秀的作家也不一定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编辑。《十月》主编王占军认为，作家的文学创作依靠的是激情和灵感，而编辑不仅需要具备文学的激情在作品中燃烧，与作家交朋友，更需要冷静的头脑和理性的思维，能够站在鉴赏者的立场来评判作品。这句话意思是说，作为一份文学刊物，最好还是由专业的编辑人才来操办，作家与编辑还是有区别的。但我同时也承认，作家成为编辑也有成功的榜样，如由作家韩少功任社长、蒋子丹任主编的《天涯》。在他们接手之前，每期发行量只有几百份，但如今已发行几万份，《天涯》也成为了国内较负盛名的人文精品刊物之一。办砸的坏榜样当然也有。号称要办成一份先锋性和探索性文学刊物的《芙蓉》，在“新生代”作家韩东出任编辑以后，所谓的先锋性和探索性已荡然无存，它不过是“新生代”、“美女作家”在失去了《钟山》后，找到的一个新的收容所，它所推出的以女性为主的新作者中，“时尚化、欲望化写作”令人不堪卒读。

    九十年代文学新人辈出，大多数作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以至于到了今天，出现了众多的“代表作家”，但却没有像样的“代表作”，能够给读者提供长久阅读快感体验的依旧是八十年代出现的作家，如莫言、刘震云、李锐等人。文学刊物的没落，也让那些利用编辑与刊物“崛起”的作家吃尽了苦头：他们经常在文学刊物上出现，但却屡屡得不到承认，图书在市场上根本就卖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