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东园左邻右舍》片段
  1952年7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撤销，组建后的新北京大学迁址燕园。对这一重大的变革，燕东园的反应很快也很直接：一些人家搬走了，更多的人家搬进来。

  新搬进来的人家，一部分是老北京大学的教授，从城里沙滩中老胡同32号老北大宿舍搬来的张景钺、曾昭抡、冯至、贺麟、朱光潜、周炳琳、游国恩、孙承谔等，还有从东四十条39号老北大宿舍搬来的赵迺抟、樊弘、潘家洵、马坚等；另一部分是清华大学并入北大相关院系的教授，如罗大冈、王乃梁、李宪之、周一良、吴达元、杨业治、浦江清等。一时间园里人气很旺，那些二层楼的房子都改为两家居住，一家住一层或者对开分一家住一半（好在原来的设计就各有各的进出口），于是人出人进，园子里热闹起来。在我们小孩子的眼里，一下子结识了许多新的玩伴儿，去桥东游戏场打秋千、玩转盘、爬天梯都要排队了。

  没过几年，大约1956年至1958年间，燕东园里又有了一轮搬进搬出，住户的格局再次调整。在当年几个男孩子的记忆里，这次搬家的消息是从金岳霖先生的蛐蛐罐里透露的。

  金岳霖先生刚搬进来时住在桥西34号楼上，后来又迁至桥东21号楼的西半边儿。他一辈子独身，只带着一位厨师住进来，那时候叫大师傅，一般为留学归来的教授服务的厨师都是中西餐全能，金家大师傅烤的面包非常好吃。

  燕东园里草木深深，盛产蛐蛐。满园子的男孩子都喜欢捉蛐蛐斗蛐蛐。他们意外地发现金岳霖先生竟是玩蛐蛐的高手，不过他可不是在园子里满世界地捉，而是到城里蛐蛐市场上买，回家再和蟋蟀玩家们一起琢磨怎么养，怎么斗。

  有一天，园子里风传“金岳霖先生要搬家了”，只见他家的院子外突然摆出了几十个特大号的蛐蛐罐。住在桥西39号的经济系主任樊弘教授的儿子樊平，按捺不住好奇心，偷偷跑到金家院子外，拾起一个澄浆蛐蛐罐仔细端详，灰色、圆柱形，直径有十六七厘米，高十厘米左右，里面还装有配套的小碟、小水槽，规整精致，显然出自宫廷。他爱不释手，但最终还是放回了原处。没过几天，金家的院子里外，空空如也，那些澄浆蛐蛐罐一个不剩，跟着金岳霖先生搬走了。

  后来，我听说了金岳霖与林徽因的故事，回忆起金先生住在燕东园的时候，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先后住在清华园新林院8号和胜因院12号，两家往来虽然不像在城里住前后院那么方便，但北大几处教职工宿舍还数燕东园距离清华园最近，只有一条马路相隔。1955年4月林徽因病逝，金岳霖先生以一幅广为流传的挽联为她送行：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不久他就离开燕东园，搬家到城里住了。

  私下有人议论：金先生搬家的原因是林徽因不在了，他已经尽完了守候的责任。但我翻查了相关的材料，发现和金先生同一时间搬出燕东园的还有好几家，如桥西31号的蔡仪先生、34号的潘家洵先生、41号的何其芳先生、42号的罗念生先生、桥东22号的贺麟先生等。这是因为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建立了学部体制，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为四个学部之一，下设七个研究所，上述诸位学者陆续被调至各所任职。1957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从中国科学院所在地中关村搬出来，迁至建国门内贡院一带办公，于是这些先生们也脱离了北大，随之搬进城里安家落户。

  与此同时，燕东园又搬进了新住户，打头的几位是响应祖国召唤、突破重重阻力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

  年长一代的是1955年6月回国的声学家杜连耀教授，他与我父亲同年，1934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6年燕京复校后曾任燕京物理系副教授，1948年赴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留学获博士学位。归国后杜连耀先生担任了北大无线电系主任，与分离七年的夫人儿女团圆，阖家搬至燕东园桥西39号楼的二层，也就是我家的右舍。他带回了全燕东园第一台苏制记录牌14寸黑白电视机，在很长的一段时日里，每到周末，孩子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抱着小板凳、拎着小马扎，来到杜家，挤进那不大的电视间，看球赛、看电影、看话剧。

  中年一代的是1956年12月回国的计算数学专家董铁宝教授和夫人生物学家梅镇安教授，他们携在美国出生的两子一女，绕道大西洋，行程万里，历时三个月才回到祖国，双双任教于北大，全家住进燕东园桥西41号一层，也就是我家的左邻。我们都好奇地迎接三个小“美国佬”：8岁的董昭、6岁的董迈、4岁的董恺。还记得胖乎乎的老三，一张口中英文夹杂，土话俚语混搭，可爱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