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如何来解决这一难题，才是真正的难题。因为这难题的困难程度远超出绘画写实技法之上。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观念的问题：即祖先对子孙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希望留给子孙的是什么？子孙当从祖先那里继承什么？而这才是作为画像的首要议题。毫无疑问，一个人的容貌是父母给的，是天生的，亦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一个人是否受人尊重，则是由他的行为决定，这是人为的，是人的意志体现的。因此，行为比容貌更代表一个人。当我们把时间的尺度，从一个人的生死，拉长到一个家族的兴衰时，那么，孰重孰轻就高下立判了。于是，问题就变成了如何用图像来表现一个人的行为。

  这显然是比画得逼真写实更难的事。东汉王充甚至说过更极端的话：

  人好观图者，图上所画，古之列人也。见列人之面，孰与观其言行？置之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劝者，不见言行也。古贤之遗文，竹帛之所载粲然，岂徒墙壁之画哉？

  因此，以程式化为基础，只是约略地体现人物的形貌特征，无疑是一种有效可行的方式。

  程式化，其重要的是：表现人的基本形貌，忽略大部细节，这就是把我们通常用来判断一个人容貌漂亮与否的细节，做弱化处理，降低对容貌本身的期待值——亦即降低对表像的期待，提升对言行的关注度。因此，理智而高妙的做法是：太漂亮的画得一般些，有瑕疵的顺势忽略或减轻些，这种中庸的手法或观念的实施，就是我们今天翻阅历史与故物时所看到的：不太写实，大致相类。而在这背后，不仅体现了“死者为大”，对先人的宽容与对生命的敬畏，同时，也体现了直系于人本的平等观念。祖先给予我们最根本的是“由所而来”的生命，在这层面的平等，是最为紧要的、基础的，剔除了血缘的贵贱之后践行的人人平等。而这种初始的平等乃是生命平等观的实践，同时，也把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落实到后天的言行之中。

  缘此之故，即便不是供奉在祠堂里，而是作为家藏，也是如此，程式化的形象，可以最大限度减弱官能欲望在观看中引发的功利评价，而将对先人的缅怀，导向言行等后天功德。

  人生一世，能恒久传留的是言行，而不是皮囊。

  皮囊是父母给的，我们不能责难父母，所以，只能感恩。

  皮囊是天生的，我们无法选择，所以，天性平等。

  皮囊是临时的，我们无法使其不朽，所以，言行才是生命的本质。

  因此，轻容貌，重言行，背后是一种人本精神，平等精神，中国文化的精神。

  轻容貌，可借助于程式；重言行，则依赖于传神。

  以形写神之神，与人的后天修为相关，亦是你之为你的根本。因此，画像要真正画出某个具体的人，则要由形象传递出神气。

  形以神为主，服从于神。故顾恺之可以在裴楷颊上凭空添加“三毛”，这无中生有之笔，要写的便是裴楷之神气。换言之，适度的增减是被许可的；适度的夸张变形，也是被许可的，但这夸张、变形、增减需符合一个原则：这便是能表现其神。

  要表现对象人物的神，就要首先了解表现对象这个人。通常的肖像画，往往是让这个人坐着当模特儿，且还不能动。如此，形象是逼真了，可精神却不见了。因此中国画写像则推崇默识，如宋人陈造《江湖长翁集·论写神》云：

  使人伟衣冠，肃瞻眂，巍坐屏息，仰而视，俯而起草，毫发不差，若镜中写影，未必不木偶也。

  西洋式的写生肖像画法，在一千多年前的宋代，就已经被讥笑了。因着近世对西方造像技术的引入，而陡然成为先进科学，实在是不肖子孙之为。

  陈造认为正确方法应当是：

  著眼于颠沛造次，应对进退，颦頞适悦，舒急倨敬之顷，熟想而默识，一得佳思，亟运笔墨，兔起鹘落，则气王而神完矣。

  看，仔细看，全面看，看熟看透，默记于心，让对象人物在心中丰富起来，活动起来，一笑一颦，喜怒哀乐，烂熟于心。然后，遇到佳想妙思，落笔酣畅，则人物的气神可以生动于纸帛上。

  而宋人陈郁则认为，倘若仅仅是面对面的描摹容貌，有时不仅是徒劳的，甚至是无益的。

  写照非画物比。盖写形不难，写心惟难，写之人尤其难也……盖写其形，必传其神；传其神，必写其心；否则君子小人，貌同心异，贵贱忠恶，奚自而别，形虽似何益？

  “何益？”这一问的背后，实际上说的是：仅仅满足了视觉还原的官能愉悦，激发的是官能性的欲望。而这种激发对观者并无益处。亦即低级的官能快感，于世并无益处，有时甚至还会产生负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