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孙甘露的时态是太虚，语词关系细若游丝，所有主人公，也逐渐从“嗜梦者演变成了梦中人”（《请女人猜谜》），他们在“草席似水，瓦罐如冰”的故事里，用令人遐想的语调，“给人惊讶不已的愉悦之感”。这些翩翩少年，这些渔色英雄，他们“顺流而下”（《我是少年酒坛子》），成为二十世纪当代小说中的最魅一族。他们背对读者，我们也满足于只看到他们的背面。总之，梦境是孙甘露小说的主要场景，背面，是人物的主要姿态。

  然后，世纪转换，这个男人转过身来。

  这个男人，不仅有真名实姓，有确凿身世，有组织关系，有兄弟女友，还有了一个世纪的履历。这个男人，干的每一件事情都及物，都掷地有声，都进入历史。

  他叫陈千里。千里江山图的千里。

江山
  千里江山图，是著名宋画，是陈千里的接头密码，是中共地下组织上海行动小组的任务代号，也是这部小说的麦格芬（MacGuffin）。

  麦格芬是悬谍大师希区柯克的主要语法。在希区柯克几乎所有的电影中，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麦格芬。从他早期的《房东》《指环》《敲诈》，一路经过《美人计》《迷魂记》《惊魂记》，到后期的《艳贼》《奇案》，希区柯克都使用麦格芬来牵引观众注意力，比如《美人计》中的纳粹铀沙，《西北偏北》里的微缩胶卷，这些装置构成影片的叙事动力，推动主人公一路向前，而观众跟着加里·格兰特一路前行，经历阴谋和爱情，生死和背叛，搞到最后也就没人在意铀沙或胶卷本身，大家都更乐意看加里·格兰特跨山跨海，一边陷入与英格丽·褒曼或爱娃·玛丽·森特的缠绵。

  《千里江山图》中的这个“千里江山图”，在功能关系上，也是被这样设置的。小说开头，不同战线上的十一个地下党员，每个人携带几张骨牌，从上海的四面八方出发，进入菜市场附近的一个秘密会议点，等待携带骰子的人给他们布置任务，也就是“千里江山图计划”。十条线索，包括特务和暗藏的叛徒，齐头并进，漂亮得不得了。然后，这个在小说第一节就被特务打断的千里计划，成为叙事麦格芬，一直到小说最后，整个计划都语焉不详。我们看到的是，在内外特务的强力监视下，陈千里率领行动小组，矢志不渝地再次进入计划。和希区柯克不同的是，《千里》中只有江山，没有罗曼司。

  本来，革命题材不构成孙甘露的写作履历，但把这个故事写成一幅江山美人图，对于孙老师，轻而易举的事情。奇妙的是，孙甘露立地成佛般扔下了所有过往装备，所有过往的情和爱，他的新男主用截然不同的速度行走江山，逆流而上。这是孙甘露小说史里的新人，忧郁的先锋派小说诗人突然变成了动词的巨人。

动词
  第一次在孙甘露的小说中读到这么多动词。

  他之前的小说速度非常慢，行动少，动词少。这一次，他把一辈子要用的动词都用上了，而且高速。整个文本，短句短段落短平快，平均十个字一个动词，人物出场，都言简意赅直接动作，比如，“老卫站在上街沿，手里拿着个烟盒，似乎正准备拆开。只见他停下手上的动作，抬头注视前方，好像忽然看到了什么。”无论是我方还是敌特，除了受伤，几乎都没有在小说里休息过。光是“快”这个词，就出现了87次。“撤”，54次。

  在孙甘露的写作史上，这样的书写本身，几乎称得上“简陋”，但这种写法，却是文学史上的谜之时刻。或者说，动词高速运转的时刻，都是文学史拐弯时刻。鲁滨逊来到荒岛，用连轴转的系列动作为自己建立了新的生活秩序：

  第二天我去了我那所谓的乡村住房，砍下一些小枝条，我发现它们正合乎我想要达到的目标。于是下一次我来的时候准备了一把短柄小斧去砍下大量枝条，我马上就发现，这种枝条这里多的是。我竖起它们在我的环形篱笆里晾晒，等晒干到适合使用时，我便将它们带回，放到山洞里，等下一个季节到来时，我就坐在山洞里使自己尽可能多地编一些篮子，来装土或是搁一些临时需要放的东西。虽然我编得并不漂亮，但却是十分适用的。这之后，我就注意到不让家里没有篮子，旧的用坏了，我又编新的，特别是我还编了一种又结实又深的大筐篮，准备等我收到大量谷物时来放粮食，再不用袋子装了。（笛福·《鲁滨逊漂流记》）

  《嘉莉妹妹》中，第一代外来妹和白相人登场时刻，也是动词飞转：

  他上百货大楼时，总喜欢靠在柜台上和女店员像老熟人一样聊聊，问些套近乎的问题。如果是在人少的场合，譬如在火车上或者候车室，他追人的速度要放慢一些。如果他发现一个看来可以下手的对象，他就使出浑身的解数来——打招呼问好，带路去客厅车厢，帮助拎手提箱。如果拎不成箱子，那就在她旁边找个位子坐下来，满心希望在到达目的地以前可以向她献献殷勤：拿枕头啦，送书啦，摆脚凳啦，放遮帘啦。他能做的主要就是这一些。如果她到了目的地，他却没有下车帮她照看行李，那是因为照他估计他的追求显然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