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新人出场，经常是这样的动词词频。我们的文学史也如此，《金瓶梅》开张，金庸开张，都是马不停蹄的连轴动词，开出新节奏。或者，借用莫莱蒂的分析，这种动词汹涌的时刻，“不仅是一个新时期的开端，而且还是这样的一个开端——永远无法克服的结构性矛盾在那里有了可见的形式。”（莫莱蒂·《布尔乔亚》，朱康译）

  这种无法克服的结构性矛盾，在大量的革命小说或希区柯克的悬谍电影中，一直是用爱情来奖赏牺牲，用激情的最高形式托举事业伦理，比如《青春之歌》中，给林道静配置卢嘉川和江华。比如，《美人计》中，把加里·格兰特颁发给英格丽·褒曼。

  但是，《千里江山图》放弃了爱情。

牺牲
  爱情，是孙甘露的主要发明。当代作家中，他也是当之无愧的首席爱情诗人。但是，十八万字的《千里江山图》，没有出现过“爱情”两个字。虽然小说中也有几对青年男女，但孙甘露没有给他们时间谈情说爱。

  地下党员出场就集体被捕，特务头子倒也艺高胆大，把他们全部放出来，准备长线钓鱼，如此，一场瓮中捉鳖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博弈展开。地下组织一边要甄别内奸，一边要在特务眼皮底下完成“江山计划”的经费转运和中央领导的千里转运。叶启年领导的特务组织，和陈千里有私怨也有公仇，敌人既不吃素，还很残酷。这是一场信仰之战。

  小说中，频率最高的词，是“牺牲”，93次。本质上，这也是一部关于牺牲的小说。各种各样的牺牲不说，其他时间段的牺牲不说，光是为了执行这个“江山图计划”，前赴后继有名有姓的牺牲者就包括中共上海区领导老方，妇女干部凌汶，中央特派员林石，以及1933年4月4日，一起在龙华监狱就义的陈千元、董慧文、李汉、田非、秦传安、梁士超和卫达夫。最后时刻，卫达夫本来是有机会逃离的，但为了确保行动成功，为了把钓饵直接下到敌人嘴边，他微笑着拒绝了生还。

  这些人都很年轻，陈千元和董慧文还是一对恋人，没来得及对彼此说一句“我爱你”。他们进入这个特别计划，没有一个人喊过一句口号，没有人说过什么大词，他们把生命交付出去，就像1933年的农历新年降临一样，自然而然。孙甘露如何在文本里建构了这种比爱情更奋勇的激情，比爱情更磅礴的形式？

上海
  卢卡契说，每一种形式都是针对生活的根本的不和谐作出的化解。“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是这样的一种形式。整部小说，对这个计划没有特别交代，但是，孙甘露特别牛逼地用一句话提纲了1933年的状况，以及中共地下组织要守护的是什么。

  陈千里在卡尔登大戏院等易君年接头。那几天，卡尔登在演歌剧《图兰朵》，海报上有中意两种文字，写着：在图兰朵的家乡，刽子手永远忙碌。这是《图兰朵》开场合唱中的一句，孙甘露写道：“不知制作它的人专门挑出这句是什么用意。”整部小说，有很多这样的互文时刻，尤其发生在易君年出现的场景里。易君年第一次和凌汶见面，在书店里，凌汶拿起一本小说，小说中写：“她知道这部小说，几天前，她在杂志上看到了鲁迅先生对它的介绍。《二月》，她记得这个书名，书里有一位寡妇，丈夫在战斗中牺牲了。”凌汶没看懂小说封面的木刻图案什么意思，旁边的男人，也就是易君年，在边上说：“你没看出来吗？那是一条河，河面上漂浮着树叶、雨水和许多人的面孔。”

  上海漂浮着多少刽子手，就奔跑着多少个陈千里。而就在陈千里们紧锣密鼓的奔跑中，江山图真正展开，孙甘露不仅盘活了当年上海的很多场景，更重要的是，得益于他早年的邮递员生涯，上海在小说里纪录片一样展开，所有的机构、地名、事件都实打实可以被历史定格。就连交际花的台词，“徐枕亚你认识吧？他跟我跳过舞的”，都能被考证。

  外滩华懋饭店，世界大旅社，四马路菜场，北四川路桥，邮政大楼，南市老城区，法租界公董局，跑马总会，公益坊，顾家宅公园，天津路中汇信托银行，茂昌煤号，工厂酱园，肇嘉浜，小木桥，朱家角镇，淀山湖区，珠沪县道……小说涉及几百处地名，全部能在地图上被标记出来。这些地名集合起来，上海就有了自己的五官四肢，鲁迅、冯雪峰、陈赓去过的水沫书店、辛垦书店，孙中山到过的扆虹园，贴着《海外鹃魂》海报的浙江大戏院，挂着玛琳·黛德丽大头像的大光明大戏院，这是陈千里陈千元董慧文们的上海，他们要守护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守护这个世界里的咸菜、什锦菜、狮子头，他们要跑在特务前面为这个世界遮风挡雨，他们对这个城市的爱，让他们毫不犹豫。如此最后，当他们用肉身写下的上海情书，缓缓呈现的时候，我们热泪盈眶：“我们并不指望在另一个世界重聚，我们挚爱的只有我们曾经所在的地方，即使将来没有人记得我们，这也是我们唯一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地方。”

  这是爱的最高形式。超克所有矛盾。缔造重量的最轻逸结构。

轻逸
  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里说：我致力于减少沉重感，人的沉重感，天体的沉重感，城市的沉重感。而首先，我致力于减少故事结构和语言的沉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