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成立了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开始调查。发现特别不容易，因为要审判战争罪行，就要有符合国际惯例要求的相应文书，罪证、举证。这就给我们中国人出了一个大难题。检察官下去调查，老百姓都说我们家人什么时候被日本人杀了，我们家什么时候被日本人烧了，什么时候让日本人抢了……谁杀的？谁抢的？日本哪个部队？姓谁名谁？说不上来。这就产生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当年中国老百姓处在战争的兵荒马乱，被日本人屠杀、抢掠、到处逃难。你在逃难的时候，怎么可能回头看看抢你的是谁，追你的是谁，他姓什么叫什么？所以中国调查取证是一个巨大的困难。譬如重庆《新华日报》曾经报道1944年某月某日，日军在山东根据地进行了大扫荡、大屠杀，血流成河。重庆调查委员会就写了封信给《新华日报》社，能不能把这个事件说具体了，杀的老百姓叫什么名字，具体地点是在哪几个村子，扫荡是日军哪个部队。结果说不上来。所以，新闻报道和法庭审判还有很大的距离。

    即便如此，各地的检察官还是都很努力。为了提高检证的水平，东京国际法庭成立以后，1946年5月，东京法庭派了两个美国的军事检察官到中国来搜集证据。主要是南京大屠杀、化学战、反人类罪这些罪行。国民政府一是积极配合，二是派出司法部和外交部的官员跟着一起巡视。从广州、桂林、北平一直到长春、沈阳，转了一大圈，一方面搜集证据为远东审判服务，另一方面和各地的司法人员进行交流和培训，告诉他们国际审判应该怎么进行，要审判日本人，要让他服罪，应该做哪些工作。外交部官员杨觉勇巡视归来之后写一个很长的报告，把当时我们各地的审判水平、取证的困难，还有怎么培训都记录下来，还告诉大家怎么调查，怎么取证，对于各地审判日本战犯前的准备工作是一个很重要的帮助。

    调查取证同时，国民政府按军事编制，成立了10个法庭，10个法庭中北平、济南、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比较大。徐州、太原法庭规模比较小；最后一个台北法庭，因为我们首先要收回台湾，接管台湾。建立了政府，才能成立法庭。所以台北法庭是成立时间最晚的，审判的战犯也比较少。

    经过方方面面的准备，建立法庭、拟定战犯名单、制订审判法规，行政院成立了联合的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来领导审判工作，然后才开始正式的审判。一开始各个法庭都是非常引人注目的，首先是审判宪兵，因为日本宪兵罪行最明显，老百姓举证最准确。

    上海法庭第一个审判的是常熟宪兵队长米村春喜，外号“常熟之狼”。这家伙原来是个情报官员，后来在宪兵队专门捕捉地下抗日力量，他在常熟破获了一个地下抗日武装，抓了50多个人。他亲手在常熟屠杀的就有7人，剩下的送到了上海。审米村时，上海法庭费了很大的力气调查，在常熟城外一个山坡，找到一个专门管殡葬的当地老百姓。他带调查员去上山，刨出好几个人头来。于是把米村押上法庭，杀了多少人，什么时候杀的，都是谁，一一指证，米村无可抵赖。米村不想死，他想立功恕罪。他给国民党画了六幅地图，叫“中共新四军江南活动示意图”，这6幅图让我很惊讶，日本鬼子对我们的抗日武装是了如指掌的。你看他画的图，粟裕部队在哪、王必成部队在哪，跟我们的新四军战史全都对得上。而且他画的图都是动态的，今天部队在哪，明天在哪，还写了大量的说明，这就说明日军侵华的时候，情报工作是非常强的。但是晚了，因为根据双十协定，长江以南共产党不留一兵一卒，粟裕早就渡江去苏北了，所以这个图没有价值了。米村被押到上海的提篮桥，在刑车上游街示众，最后被枪毙了，还留下了纪录片。这是审判日本宪兵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案子。

    日本宪兵罪行种类很多，挺离奇的一件事是1945年1月，美国轰炸机轰炸东京，轰炸机油没了，飞不回去了，迫降在中国大陆。我们熟知的杜立德航空队，迫降在浙江衢州，被当地的老百姓给救了，老百姓拿着担架抬着他们一站一站地转送。还有两个美国人坠落在上海浦东，当地的村长叫薛和尚，一看天上掉下飞机，两个美军飞行员跳伞，就赶紧组织自己的族人，把这两个美国飞行员也一站一站地转移走了。这事儿让日本宪兵队知道了，当时日本宪兵队队长久保江保治在这一个村里抓了十几个村民，把薛和尚活活打死了。这个案子当时非常轰动，上海法庭审判久保江保治，还有一块儿行凶的5个宪兵，分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