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礼物，是我们的一部分
    木叶感慨道，当写诗就像呼吸和日子一样自如，当诗本身也仿佛呼吸和日子，浅者得起浅，深者得其深，诗歌就真成为了一种生命的礼物。

    对他而言，《三行集》带来的礼物是关于“光与力以及爱”的思考。从埃德加·爱伦·坡的《乌鸦》到夏尔·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再到《荒原》《嚎叫》，现代诗歌越来越充满黑暗、分裂、绝望与否定，有种各样的负面。但渐渐地，就汉语诗歌而言，从二十世纪的尾声开始，中国出现了新的诗学，最明显的是海子的“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他还想起奥登的诗《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最后写到每个人都一样被否定和绝望困扰、袭击，但“我”依然试图点燃“一支肯定的火焰”。

    “我有时候就想，能否在黑暗与残酷中创作出带有肯定的火焰的诗篇？当然这种肯定不是逃避，也不是廉价的赞美，这有赖于先行进入黑暗，洞悉它，就像张老师，他自是看到了黑暗与颓败，但没有陷于其中，沉溺其中，而是在往上走往前走，有一种谦卑的向上的肯定的力量，一点点救出某些东西。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是那首《新年祝福》。”

    肖海鸥也将《三行集》视为一份美好的救赎的礼物。她说：“做这本书时，我觉得自己真正回归了纯粹的做书的手艺，做书的过程也安慰了自己。”

    “一部诗集里，或许只有一两句让人觉得‘这句诗是写给我的’。”黄德海说，诗人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和读者建立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只有一个字、一个词或一个句子成为了我们切身的一部分，那才是诗给我们的礼物。就像李商隐的那些《无题》，晦涩，神秘，没有来由，但就是某一句，某一首，无端地成为了我们的一部分。

字词本身，有无边的风与光
    三行体的写法在中西都有很古老的传统。张定浩提到，在中国的《诗经》里就有不少诗是三行一节，到了汉朝比较有名的三行诗有刘邦的《大风歌》和汉武帝的《李夫人歌》。相对于更为普遍的四行诗和八行诗，三行有一种不稳定感，过去在音律上称之为促声。这种三行体在中国古诗中没有成为正统，但传到日本，倒是慢慢变化成为一种非常有影响的三行诗体——俳句。而在西方，这种三行体以但丁《神曲》最为著名。到了当代中国诗歌现场，不管是纯粹作为微型诗或仿俳句形式出现的三行诗，还是每节三行的三行体诗，都有很多尝试者。

    “但张老师的《三行集》跟这些都有点不太一样。”张定浩称，很多纯粹作为微型诗单独成篇的三行诗，因为诗行的短促，一方面就更为强调意境，强调某种最后一行的翻转和惊奇，强调某种踏空感，再加上俳句的强大影响，很容易陷入各种套路；另一方面，因为分行本身会带来某种断裂感，这种断裂感和诗意有接近之处，会让写作者幻觉似乎随便敲个回车键就能成诗。“《三行集》的特别在于并没有把它们当作一首首单个的微型诗来写。他写这些三行，更多是像一种思想札记，以及与语言交谈的札记，这种自由感使他不被各种固有套路所拘束，而三行的限制又使他得以进行各种的试验。”

    肖海鸥也说，她作为责编读《三行集》，就像读了张新颖一年来的日记，其中许多，都能想见到诗背后的生活。“虽然三行诗容易让人联想到俳句，而且书正好做成了日本文库本的开本形式，但张老师所写的绝不是可以简单归到俳句打发，他在三行之中反反复复摩挲字、词、句子、句法，体会语言，这是张老师作为一个写诗之人特别的地方。”

    论及“反复”，张定浩举例这首：“父亲说，小公园挺清气/母亲说，去年中秋那些照片拍得清气/生活搓揉了快一个世纪的树皮脸，还有清气”。“‘清气’这个词，作为一个日用而不知的方言词，在三行的每一行都一出现，同时也一直在暗自变化。通过父亲、母亲和叙述者对这个词语的不同使用，诗人不是直接告诉我们‘清气’的意思，而是让它在词语和词语之间碰撞，让这两个熟悉的字变成陌生，然后慢慢又浮现出新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张老师是在与词语交谈，同时也是在让词语和词语交谈，甚至，他把读者也拖入这种交谈中。”

    木叶也认为《三行集》的难得在于“回到了字和词”，尤其是他对字、对汉字的体认。其中有一首诗是这样的：“从未有一篇文章或一本书的生命/长过其中用到的单个字和词/即便虚词 也蓄满了亘古以来的风”。

    “汉字是很神奇的，一个字能派生很多词。印象中看到过一个统计，掌握三千多个汉字阅读老舍的小说就没什么问题了，看鲁迅需要掌握更多的字；而有一种说法认为，莎士比亚作品中出现的单词达两三万个。当然这里有构词法和统计方式的差异，但汉字的构成确实非常微妙而丰富，一个字可能就是一个词，并且可以生成更多的词，包含了无数种过去和未来。”木叶还谈到，为每个字都值得写一部传记，有时也可以是一种很自在的日记，“三行诗”在三行的限制之内做着一些有趣的试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