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27日，思南读书会七周年的第一场活动，也是今年春节后的第一场活动“诗的礼物”如约而至。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与评论家张定浩、木叶、方岩、黄德海，编辑肖海鸥齐聚一堂，从一本开始于春天的诗集说开去。

    这本诗集缘于朋友送给张新颖的一个还没有巴掌大的小本子，一页只能写三四行。出于敬惜字纸，张新颖便以三行为限，写些自由的句子。这一试就试了下来，从2016年4月写到了2017年3月，近日结集而成《三行集》。虽然其中一百五十首诗没有标注具体时间，但读者能从字里行间看到一年四季的流转与白昼黑夜的变换；虽然它是一本计划之外的小集，但如张新颖所言，随自然流转或许比计划更能获得运行生息的节奏、韵律和赋形的力量。



《三行集》
张新颖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在活动中，每位嘉宾都分享了《三行集》里自己最有感触的诗，结果无一重合。而一位小朋友觉得一首和数数有关的诗才最好玩：“紫露草 开紫花 三瓣花/二月蓝 开蓝花 四瓣花/红花酢浆草 开红花 五瓣花”。

    “诗本身是礼物，也能带来礼物。”张新颖说，他无意于夸大诗的作用，但礼物有大有小，这取决于我们与它的关系，“诗有时带来的是重新打量世界的眼光，有时带来的是不曾感受的节奏和韵律，有时还能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那是一种意外的惊喜。”

    为什么写诗可以是礼物？黄德海认为：“因为日常生活里每个人都会经历轻微的不安，有时它们说不上来，无从命名，也难以用大道理自我安慰，直到有一天突然遇到了一个句子，虽然没有让不安消失，但让不安成为了你的一部分。那一刻，你的神经末梢就安静下来了。”

每一句诗，都可能与我们有关
    在分享现场，张新颖说的第一句话是：“首先，我不是一个诗人。”但这并不是“凡尔赛”。

    他接着说：“诗在当代越来越发展成一种‘高精尖’的东西，会有意识地排斥普通人。我想说的是，诗和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有关，这种关系可能比诗和诗人的关系更深。”

    他回想起1980年代的大学时光，那时诗歌兴盛，复旦诗社也远近闻名。他到了诗社，发现同学们都那么地有才华，那么地像诗人，于是没等一场活动结束就出来了，从此认定自己不是做诗人的料。后来他读到诗人奥登的《小说家》，挖苦诗人：“装在各自的才华里像穿了制服，每一位诗人的级别总一目了然”，他才明白自己不喜欢、不亲近这样像标示级别的制服的外露才华。再后来，他发现自己还是喜欢像冯至、穆旦等等“特别不像诗人的诗人”，便觉得诗人不一定非是什么样的人，才华也不一定非是什么样的才华。他感觉，他也可以写诗。

    而真正的重新写诗缘于2011年的一次偶然。那天张新颖在办公室练字，一不小心打翻了旁边的杯子，杯子跌落在地，碎了一片。他一直盯着杯子，目睹它掉落时的心理过程远远长于杯子掉落的实际物理过程。他想到杯子是容器，可以装水、酒、牛奶，而容器也可以盛放各种各样抽象的物质，比如感情、事业、身份等等。他转而在纸上用毛笔写下了他的心理过程，无比自然，一气呵成。后来那些字在电脑上打了出来，就是一首叫《杯子》的诗。

留下空白，邀约每一种参与
    因为那一句“我不是一个诗人”，方岩马上想到张新颖另一本诗集《独处时与世界交流的方式》里的一首《更大一点的爱》，其中写道：“假如你愿意/做许多事物的业余选手”。

    “张老师对诗歌的态度一直是平静而从容，他并没有把诗歌视为一种拒普通人于千里之外、姿态高贵的高级文类。”从这个意义上讲，方岩更愿意把张新颖视为一位真诚而卓越的“业余诗人”。尤其进入当代以后，不管诗歌、小说还是散文，每个门类设置了门槛和壁垒，变得“专业”起来，以至于遗忘了文学最基本功能，就是以经验为基础的、与每个普通人之间的道德、情感共振，这意味每个人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

    “对张老师而言，是不是专业诗人一点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思考、经验、情感的一部分，以他所理解的诗歌形式呈现出来。这里主张的是普通人以自己的写作为文类赋形赋义的权力。就像这部集子的内文设计，每页只排一首诗，每首诗的周围都留有许多空白，它们其实就对普通人投射自己的情感、道德、经验的邀约。这样的空白也有着朴素的象征姿态，读诗、写诗像是在手账上记下日常的瞬间和点滴。”方岩说。

    张定浩也认为这些空白是特别的。“很多人买诗集跟买菜一样，看到页边角有大量空白就觉得特别亏得慌。但诗歌带来的不光是字，还带来字和字之间沉默的空白，诗歌不仅把我们带到词语中间去，还要带我们到那些被我们遗忘的空白中去。所以这本诗集的阅读感受我觉得是特别好的，其中可以看到连绵感，看到人和文字怎么在时间和季节中流转，也看到在三行中发生的各种各样的试验，同时又能遭遇很多空白，可以把自己放在这些空白里面想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