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三代的童年书话

·童年惟有三本书一九四一年祖母的故事　　姜顺花退休小学教师。童年在山东海阳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度过，那个山村叫东车格庄。　　我出生在69年前的农村，最先认识的字是墙上的标语。看着哥哥去上学，总想摸摸他的书包，看看他的书。　　大哥传给二哥，二哥传给三哥，书包终于传到了我的手上。那一年我9岁，大哥18岁。书包里有三本书，《国语》、《常识》、《百家姓》。《国语》是识字课本，上面的第一课只有一个字--“手”。这是一本国民政府编写的教材，磨得发白的封面，已记不清是什么底色，上下书角都已经卷曲了。《常识》是一本教人抗日的书，浅黄色的封面，是根据地印刷的，第一课是“个个杀敌去”。《百家姓》是一本线装书，不是课本，却很有用。　　那时候，村子受到日本人、国民党顽军和八路军的拉锯式控制，日本兵不许中国人读中国书，顽军也不许我们读八路军的书。为应付敌人的“突击检查”，我们上课时，总要把《百家姓》放在一边，一旦有人来，马上就开始大声朗读“赵钱孙李”。　　1943年日本鬼子秋季大扫荡，全家的人跑散了。我跟着堂哥一直跑到东海边，五天以后才回到家里。连惊吓带疲劳，我一连睡了三天。醒来之后，却再也找不到我的书了。　　1952年我20岁上，考上了莱阳师范学校，才看到了小说、连环画这些东西。我读的第一本小说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深为保尔·柯察金的命运和精神所感动，直到现在它仍影响着我的生活和信念。 ·爬草房棚子的少年一九七三年父亲的故事　　高炜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儿时的生活里，有两样东西是怎么也无法淡忘的。一是无休止地搬家，另一个便是书了。那时候，妈妈在乡村教书，隔一段时间就会换一个村子，我就会从一个小学转到另一个小学。在童年的记忆中，只有妈妈返乡时留下的那两间草房，才是我们的家。　　由于总是要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每搬一次家我与书的感情就增进一层。学龄前手中的书是总也看不够的连环画，《地道战》、《小兵张嘎》等等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限的喜悦。直到上学后还总是在课堂上偷看小画书。由于学习好，其他老师发现还不要紧，要是让妈妈逮着可就不得了了，免不了要在全班面前挨一顿好揍，疼还在其次，关键是太没有面子。然而我却总也没有改了这个毛病。三年级的时候，家里买了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山东人民广播电台薛中瑞播讲的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深深地吸引了我。因为总是急着想知道下文，爸爸从县里回来，我就央求爸爸买一本。为了达到目的，我用起功来，很快做完了四年级的全部算术题。作为奖励，爸爸就答应了我买书的要求。　　后来，我发现了一个秘密，老家草房的棚子上，有一整箱的书。那时，为防饥荒爸爸保存了许多地瓜叶，就放在棚子上，每隔一段时间爸爸就要回家看看。一次，我跟爸爸回去查看房子，爸爸让我上去看看地瓜叶怎么样了，结果我发现了这个秘密。那是爸爸当年“破四旧”时偷偷藏下来的。我拿起一本已经没有封皮的书看起来。直到上大学以后才知道那是《迎春花》。爸爸出去查看山墙回来，听到屋里无声无息，以为我跑出去玩了，就锁上门走了。最后我不得不爬窗子跳墙才回到家里。此事虽然遭到了爸爸的臭骂，可我的心里就像得到宝贝一样高兴。　　从此以后我变得“懂事”起来，每隔一段时间我便会主动要求回去看看老家的房子，从《水浒传》、《聊斋》到鲁迅的《彷徨》、《呐喊》，好书随着我的“懂事”一本一本地作了我的“枕头垫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读了这些书我才考上了大学，但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没有她们相伴，我的少年生活一定会很寂寞。　 ·我们有个图书角二○○一年孙女的故事　　高雪凌海淀区苏州街小学五年级二班　　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天天给我读故事。《伊索寓言》、《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和中国古代历史故事，许多故事我都听熟了，只要他们这次讲的稍微有点不一样，我就会拍着小手叫：“不对不对！” 　　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小画书，上面是各种动物。借助它，我开始识字。再后来我借助于那些熟悉的童话故事、寓言故事，上学前就能连猜带蒙地阅读儿童读物了。　　那时候，我只爱听故事，后来因为一位同院住的小伙伴给我看了《我们爱科学》中的一个关于蛋——“鸡生蛋，蛋生鸡，恐龙生蛋，蛋生恐龙”的好玩、有趣的相声，我产生了想看这份杂志的念头。上学后我就开始订阅这本杂志，刚开始并没有发现里面有什么好玩的，只不过一幅漫画和几个游戏而已。慢慢的从游戏看到正文，才发现了其中的奥妙。我现在知道的科普、天文地理知识大多是来自于它。在我的影响下，我们班的几位同学也喜欢上了这本杂志，大家有时还进行一些科普知识问答比赛。再后来我们几位同学提议：大家捐出自己的书，在班里办一个图书角，供大家阅览。提议一经老师同意，我们立刻活动起来，并制定了自己的阅读规定。现在我们的图书角已有了四五十本图书，种类比较齐全，其中尤以科普、寓言、文学类居多。图书角丰富了我们的头脑，增进了同学们的友谊和了解，使我们获益匪浅。

·童年惟有三本书
一九四一年祖母的故事
　　姜顺花退休小学教师。童年在山东海阳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度过，那个山村叫东车格庄。
　　我出生在69年前的农村，最先认识的字是墙上的标语。看着哥哥去上学，总想摸摸他的书包，看看他的书。
　　大哥传给二哥，二哥传给三哥，书包终于传到了我的手上。那一年我9岁，大哥18岁。书包里有三本书，《国语》、《常识》、《百家姓》。《国语》是识字课本，上面的第一课只有一个字--“手”。这是一本国民政府编写的教材，磨得发白的封面，已记不清是什么底色，上下书角都已经卷曲了。《常识》是一本教人抗日的书，浅黄色的封面，是根据地印刷的，第一课是“个个杀敌去”。《百家姓》是一本线装书，不是课本，却很有用。
　　那时候，村子受到日本人、国民党顽军和八路军的拉锯式控制，日本兵不许中国人读中国书，顽军也不许我们读八路军的书。为应付敌人的“突击检查”，我们上课时，总要把《百家姓》放在一边，一旦有人来，马上就开始大声朗读“赵钱孙李”。
　　1943年日本鬼子秋季大扫荡，全家的人跑散了。我跟着堂哥一直跑到东海边，五天以后才回到家里。连惊吓带疲劳，我一连睡了三天。醒来之后，却再也找不到我的书了。
　　1952年我20岁上，考上了莱阳师范学校，才看到了小说、连环画这些东西。我读的第一本小说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深为保尔·柯察金的命运和精神所感动，直到现在它仍影响着我的生活和信念。

·爬草房棚子的少年
一九七三年父亲的故事
　　高炜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儿时的生活里，有两样东西是怎么也无法淡忘的。一是无休止地搬家，另一个便是书了。那时候，妈妈在乡村教书，隔一段时间就会换一个村子，我就会从一个小学转到另一个小学。在童年的记忆中，只有妈妈返乡时留下的那两间草房，才是我们的家。
　　由于总是要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每搬一次家我与书的感情就增进一层。
学龄前手中的书是总也看不够的连环画，《地道战》、《小兵张嘎》等等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限的喜悦。直到上学后还总是在课堂上偷看小画书。由于学习好，其他老师发现还不要紧，要是让妈妈逮着可就不得了了，免不了要在全班面前挨一顿好揍，疼还在其次，关键是太没有面子。然而我却总也没有改了这个毛病。三年级的时候，家里买了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山东人民广播电台薛中瑞播讲的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深深地吸引了我。因为总是急着想知道下文，爸爸从县里回来，我就央求爸爸买一本。为了达到目的，我用起功来，很快做完了四年级的全部算术题。作为奖励，爸爸就答应了我买书的要求。
　　后来，我发现了一个秘密，老家草房的棚子上，有一整箱的书。那时，为防饥荒爸爸保存了许多地瓜叶，就放在棚子上，每隔一段时间爸爸就要回家看看。一次，我跟爸爸回去查看房子，爸爸让我上去看看地瓜叶怎么样了，结果我发现了这个秘密。那是爸爸当年“破四旧”时偷偷藏下来的。我拿起一本已经没有封皮的书看起来。直到上大学以后才知道那是《迎春花》。爸爸出去查看山墙回来，听到屋里无声无息，以为我跑出去玩了，就锁上门走了。最后我不得不爬窗子跳墙才回到家里。此事虽然遭到了爸爸的臭骂，可我的心里就像得到宝贝一样高兴。
　　从此以后我变得“懂事”起来，每隔一段时间我便会主动要求回去看看老家的房子，从《水浒传》、《聊斋》到鲁迅的《彷徨》、《呐喊》，好书随着我的“懂事”一本一本地作了我的“枕头垫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读了这些书我才考上了大学，但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没有她们相伴，我的少年生活一定会很寂寞。
　
·我们有个图书角
二○○一年孙女的故事
　　高雪凌海淀区苏州街小学五年级二班
　　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天天给我读故事。《伊索寓言》、《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和中国古代历史故事，许多故事我都听熟了，只要他们这次讲的稍微有点不一样，我就会拍着小手叫：“不对不对！”
　　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小画书，上面是各种动物。借助它，我开始识字。再后来我借助于那些熟悉的童话故事、寓言故事，上学前就能连猜带蒙地阅读儿童读物了。
　　那时候，我只爱听故事，后来因为一位同院住的小伙伴给我看了《我们爱科学》中的一个关于蛋——“鸡生蛋，蛋生鸡，恐龙生蛋，蛋生恐龙”的好玩、有趣的相声，我产生了想看这份杂志的念头。上学后我就开始订阅这本杂志，刚开始并没有发现里面有什么好玩的，只不过一幅漫画和几个游戏而已。慢慢的从游戏看到正文，才发现了其中的奥妙。我现在知道的科普、天文地理知识大多是来自于它。在我的影响下，我们班的几位同学也喜欢上了这本杂志，大家有时还进行一些科普知识问答比赛。再后来我们几位同学提议：大家捐出自己的书，在班里办一个图书角，供大家阅览。提议一经老师同意，我们立刻活动起来，并制定了自己的阅读规定。现在我们的图书角已有了四五十本图书，种类比较齐全，其中尤以科普、寓言、文学类居多。图书角丰富了我们的头脑，增进了同学们的友谊和了解，使我们获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