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有特定的地域及历史背景，俄罗斯文学向中国的译介，在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中俄文化交往史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并曾在我国的文学发展史乃至社会思想史中产生过深刻影响。作为2006“中俄文化年”的重要活动之一，5月21日，俄作协将向15位俄罗斯文学的资深汉译者颁发奖章和证书，本报4、5“人物”版特推出专版，向这些“文化的驿马”（普希金语）致以敬意，并约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秘书长刘文飞先生和书评人止庵先生，在本版撰文，带领读者一同回顾那些带有几代人记忆温度的俄罗斯文学经典。
　　中俄两国互为对方最大邻邦，两国之间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交往几乎注定会是密切的，然而，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两国间的文学交往所呈现出的起伏跌宕，所具有的强烈的戏剧色彩，却是世界文学关系史中所罕见的，让人喟叹不已，回味无穷。 

姗姗来迟的文化相遇
　　较之于中国与其他邻国如印度、日本等之间的文化交往，中俄间的文化交往姗姗来迟，这其中有地理上的原因，两个国家虽然毗邻，但两国的文化中心却相距遥远，文化上相对后起的西伯利亚又横亘其间，构成某种阻碍；另外，两个国家的文化类型差异较大，其文化关注的朝向也长期迥然不同。不过，一个民族对于文化交往的渴望往往是难以遏制的。1759年，我国的元剧《赵氏孤儿》被译成俄文，若干年后，收录若干中国寓言的《中国思想》一书在彼得堡出版，这是俄国出版的第一部中国文学作品的单行本。 
　　相比较而言，中国对俄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起步较晚。据戈宝权先生考证，最早进入我国的俄国文学作品是发表在上海广学会校刊《俄国政俗通考》中的3篇克雷洛夫寓言，时间约在1900年。而上海学者陈建华先生通过考证，却将俄罗斯文学进入中国的时间推前了近30年，他发现，最早的汉译俄国文学作品应该是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俄人寓言》，该译文载于《中西闻见录》创刊号，发表的时间是1872年8月。也就是说，到今天为止，俄罗斯文学进入中国的历史已经有了130余年的历史。 
　　第一个汉译俄国文学作品单行本是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这部由上海大宣书局于1903年出版的译著，有着一个长长的书名：《俄国情史，斯密士玛利传，一名花心蝶梦录》。中国对俄罗斯文学的正式接受，是从译介“俄国文学之父”普希金开始的，这不仅是一个令人惊喜的巧合，同时也构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开端。 
　　中国对俄罗斯文学的译介虽然晚于俄国对中国文学的译介，但自清末民初开始，中国对俄国文学的接受却迅速地后来居上，无论是就翻译作品的数量还是就作品的社会影响而言，都是如此。这自然是与当时中国社会从“师古”到“师夷”的文化转型相关，在“西风东渐”的大潮中，俄罗斯文学作品顺流而下，源源不断地舶进中国，在《俄国情史》出版后短短10年时间里，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等人的作品就相继被译成中文，俄罗斯文学的整体风貌已大致呈现在了汉语读者的面前。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翻译大多是所谓的“意译”，而且大多是从日文和英文转译的，译文也多为文言文。 

偷运给起义奴隶的“军火”
　　伴随着磅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俄罗斯文学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在中国传播开来。俄罗斯文学落脚于这一时期的中国，可谓适逢其时，因为它呼应了当时中国的社会和政治需求。“五四”前后的中国风雨飘摇，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在寻求救世良方，而一贯以变革社会、介入生活为己任的俄罗斯文学，自然更让国人感到亲近。鲁迅说，俄国文学让我们感到亲近，“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瞿秋白也写道：“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远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中于俄国，都集中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溃的声浪，真实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这也就是说，俄罗斯文学在五四之后进入中国，其纯文学的、审美的作用或许是次要的，而它的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强大的人道精神则是感动中国读者的首要因素，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鲁迅还曾把俄国文学的译介工作比喻为“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