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在五四之后中国社会的广泛传播，还与这样三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密切相关：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当时的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自然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的榜样和圣地，包括文学在内的苏俄的文化和思想，也自然会成为他们的理论源泉。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活动家中，有许多人都是杰出的俄罗斯文学的译介者，如瞿秋白、李大钊、蒋光慈等，他们的文学活动就是他们政治活动有机的组成部分，这在世界文学关系史上可能是不多见的。人们曾认为，法国的启蒙思想、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文学，是五四运动的三大思想来源，由此不仅可以感觉到俄国文学在当时中国思想界的重要地位，而且也能让人意识到俄国文学和马克思主义在步入中国时可能存在的某种互动关系。其次是中国新文学的兴起。开始于五四前后的中国新文学运动，与俄罗斯文学的传入中国大致同时，包括俄罗斯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基者的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等人，都是俄苏文学的翻译者和积极推广者，这个史实最好不过地说明了俄罗斯文学在中国新文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曾发挥的巨大作用。最后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中国的抗战开始后不久，苏联也开始了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那些再现苏联人民可歌可泣战斗精神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如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格罗斯曼的《人民不死》、戈尔巴托夫的《不屈的人们》和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等，极大地鼓舞了战火中的中国人民，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军火”，同时，这些作品也进一步拉近了苏俄文学与中国社会的关系。 

“我们的导师和朋友”
　　鲁迅曾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称“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但俄罗斯文学真正成为中国人和中国文学的“导师和朋友”，恐怕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在中苏蜜月时期的20世纪50年代。在“走俄国人的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社会大背景下，“老大哥”苏联的一切都成了我们的模仿对象，苏联文学也成了最主要的阅读客体。
　　在那短短10余年的时间里，大量的俄语文学作品被译成中文，陈建华教授在其《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学林出版社，1998）一书中提供了这样一组统计数字：“从1949年10月至1958年12月，中国共译出俄苏文学作品达3526种（不记报刊上所载的作品），印数达8200万册以上，它们分别约占同时期全部外国文学作品译介种数的三分之二和印数的四分之三。”（第184页）“其总量大大超过前半个世纪译介数的总和”，其作品被翻译成中文的俄苏作家多达上千位！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刻苦学习俄语，其中许多人都开始阅读原版俄苏名著。　　  在50年代，苏联文学的影响还不仅仅表现为对俄苏文学作品的广泛阅读，其巨大的辐射力至少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在文学体制和创作方法等一系列问题上为中国提供了借鉴，如建立具有官方色彩的作家协会，将文学纳入国家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管理和监督，为作家的创作制定一个总的创作方法，让作家在社会上既享有崇高的地位、同时又受到严格的监督等等，可以说，中国文学界的组织管理模式基本上是苏式的。二，在整整一代中国人世界观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50年代的中国青年很少有人没有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等“苏维埃经典”，视文学为“生活教科书”、视作家为“灵魂工程师”的苏联文学，与当时弘扬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社会大背景相呼应，极大地影响到了中国青年的个性塑造和精神成长，那一代人身上后来所谓的“苏联情结”，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俄苏文学的长期熏陶。三，在创作上对中国作家的直接影响。当时的中苏作家往来频繁，相互之间非常熟悉，在苏联发表的每一部稍稍有些名气的文学新作，几乎都会被迅速地翻译成中文，这使得两国的作家和读者似乎在过着同步的文学生活，再加上，苏联文学所再现的现实又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国，苏联作家的创作方法又被视为毋庸置疑的典范，因而，中国作家在自觉和不自觉之间所受到的苏联同时代作家之影响的程度，也就不难揣摩了。 
　　然而，如果说，俄罗斯文学在五四时期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就整体而言是正面的，有益的，那么，它在50年代之影响的结果，则呈现出一种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互混杂的复杂态势。中国在接受俄罗斯文学时所表现出的政治化和社会化这两大特征，在20世纪50年代得到了最为典型的体现，其结果，一方面，文学作为意识形态，作为教育人民的思想武器，被赋予了崇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文学的审美特性和作家的创作自由相对而言却遭到了削弱；一方面，文学因为官方的倡导而获得了空前的受众以及他们空前的阅读激情，文学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普及，另一方面，过于沉重的社会负担也往往会成为文学前行的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