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反面教材的“黄皮书”
　　自斯大林逝世后不久即已露端倪的中苏意识形态分歧，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初公开爆发，赫鲁晓夫终于在1961年撕毁中苏友好条约，撤走苏联专家，两国间的关系彻底决裂。与此相应的是，中国对苏俄文学作品的译介也突然中断，两国的文学交流也完全停止，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近20年。而在稍后开始的“十年浩劫”时期，不仅俄苏文学，就连整个外国文学，或者说全部的文学，都成了“革命”的对象，都成了被打入冷宫的“禁书”。 
　　可是，俄苏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恰好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场面。从50年代的反右时期开始，在有关方面的授意下，部分译家和学者开始在俄苏文学中寻找“反面教材”，50年代中期出现的苏联“解冻文学”以及其中的“人性”、“阶级调和论”等成为“批评”对象。更为奇特的是，在1961－1966年期间，由作家出版社和中国戏剧出版社“内部出版”了一批“供批判用”的外国小说，因其装帧简陋，只用稍厚的黄纸做封面，因而被称为“黄皮书”。苏联文学作品在“黄皮书”中数量最大，先后出版的有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山外青山天外天》和《焦尔金游地府》、爱伦堡的《解冻》和《人·岁月·生活》、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索尔仁尼琴短篇小说集》、阿尔布佐夫的《伊尔库茨克故事》、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艾特马托夫的《小说集》等40余部。让决定出版这套书的人士料想不到的是，这套“黄皮书”在出版之后却成了非常抢手的畅销读物，在那个精神食粮空前匮乏的年代，这些苏联小说被悄悄传阅，人们或在灯下偷读，或逐字抄写，俄罗斯文学竟然以这样一种非正常的状态保持了其在中国的传播和被接受。 

20世纪80年代的“井喷”
　　用“井喷”来形容上个世纪80年代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似乎并不过分，10余年间，全国近百家出版社先后出版的俄罗斯文学作品竟多达近万种！在译作的种类和印数上，可能要高出此前所有同类出版物的总和。仅仅是专门译介俄苏文学的杂志，就相继创办了4种，即北京师范大学的《苏联文学》、武汉大学等单位的《俄苏文学》、北京外国语言学院的《当代苏联文学》和山东大学的《俄苏文学》。这一时期中国的俄罗斯文学译介工作不仅声势浩大，还逐渐体现出了如下一些特点： 
　　首先，译介的对象较多地集中于苏联当代文学作品，在近万种译作中，当代苏联作家的作品就占六七成，这或许是因为，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在此前大多已经被介绍过来，当代苏联文学因其相对的陌生而引起人们更多的好奇；或许是因为，同时代苏联人的生活，同时代苏联作家的创作体验，对于刚刚打开门户的国人而言更具吸引力。其次，对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开始追求系统性和学术性，许多大型文集相继出版，如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20卷集的《高尔基文集》和17卷集的《托尔斯泰文集》，一些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全集也开始面世，这似乎表明，我国对于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已开始步入一个总结阶段。最后，是在大量翻译的基础上展开的学术研究。这一时期，中国俄罗斯文学翻译、研究事业的奠基者如姜椿芳、曹靖华、戈宝权、叶水夫等人都还健在，留苏一代学者在被迫中断专业十几年之后又重新燃起学术激情，改革开放后走进大学的新一代也相继进入研究行列，三代学人济济一堂，共同促成了中国俄罗斯文学翻译和研究事业空前繁荣的局面。全国性的中国苏联文学研究会（现更名为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建立起来，各种专题的研讨会不断举行，更为重要的是，一大批学术著作纷纷面世，翻译和研究不平衡的局面基本得到扭转。 

“完全别样的风景”
　　在俄罗斯当代作家佩列文的小说《“百事”一代》（1999）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心态的话：“不能说他们背叛了自己先前的观点，不能这样说。先前的观点所朝向（观点总是有所朝向的）的空间，本身就倾塌了，消失了，在智慧的挡风玻璃上没留下任何细小的斑点。四周闪烁的是完全别样的风景。”苏联解体前后，一种具有后现代特征的俄罗斯文学思潮开始出现，它也曾被称之为“别样文学”。苏联解体以来的俄罗斯文学，的确与苏联时期的文学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的俄罗斯文学译介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