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看来，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俄罗斯文学作品的出版量也在减少，这其中的原因大约有这样几点：首先，在人们普遍赞同全球化和文化多元的当下，反而出现了英语和美英文化的话语霸权，相比之下，俄罗斯文学和其他非英语文学一样，都变成了“小语种文学”，被程度不等地边缘化了。其次，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的国力有所下降，国际影响与苏联时期不可同日而语，虽然一个国家的文学水平与国力之间并无什么直接的联系，但其国际声望的大小无疑还是会影响到其文学和文化的辐射力的。最后，我称之为“后苏联文学”的解体之后的俄罗斯文学，自身出现了空前多元的局面，令人有眼花缭乱之感，这使得在对其的整体把握和系统译介上也许会遇到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这样三个情况：第一，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文学中的重要作家及其代表作，一直处在中国翻译者和研究者的视野之中，即便是在出版环境大不如从前的近十几年，每年都仍有数种，甚至数十种俄罗斯当代文学作品面世，索尔仁尼琴、拉斯普京、马卡宁、维克多·叶罗菲耶夫、乌利茨卡娅、佩列文等俄罗斯主流作家的新作都被源源不断地介绍到了中国。第二，俄罗斯文学作品在译作数量上的减少，也许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接受水平的整体下降。布罗茨基曾在一次访谈中说，他年青时曾花费数年时间“读完了”俄罗斯文学。我们也许可以说，经过几代中国翻译家的辛勤努力，我们已经“译完了”俄罗斯文学，今天的译介规模自然无法与上个世纪20年代的“拓荒期”、50年代的“蜜月期”和80年代的“井喷期”相提并论。第三，如果说，我们如今在翻译的规模和译作的社会影响等方面不比从前，那么，俄罗斯文学在当今的中国或许得到了更严肃、更理性的接受，其表现之一，就是研究队伍的壮大和研究水平的整体提升。新一代俄语文学研究者继承了前辈的学术传统，同时也正在体现出某些新的风格，比如：在研究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和包括俄罗斯学者在内的境外同行拉开了距离，注重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学术成果明显丰硕起来，比较优越的研究环境和出版条件，使这一代学者大多能及时地推出自己的成果。 
　　今年在我国举办的“俄罗斯国家年”，无疑将为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提供一个新的契机。在文学和出版领域，中俄双方的相关部门联手合作，将推出若干举措，例如，俄罗斯作协将向俄罗斯文学的资深汉译者颁发奖章和证书；俄方在北京国际书展期间将派遣阵容庞大的作家代表团访华；我国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将推出一部俄罗斯当代作家作品的大型合集，该集子由俄方提供选题和原文，中方负责翻译和出版，预计将在5月面世；南京的《译林》杂志也将推出一期“俄罗斯文学专号”。我们相信，中国的“俄罗斯年”以及明年的俄罗斯“中国年”的相继举办，必将对中俄两国的文学交往产生极大的推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