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古物制作“肖像”（图像），并不断加以仿效、复制，这几乎是中国艺术史，特别是宋代以后艺术史中的主线。李零在《铄古铸今》中充分讨论了这一现象。古人对古典价值的认同与研究，主要体现为仿古器物（包括卷轴书画）的制作与应用，其次才是各类著录、题跋和考据。“仿古”是历史体验的一部分，而被模仿的对象则经历了时间的筛选，超越了历史，是纯粹的审美对象。赝品、仿造之物之所以倍受欢迎（或憎恨），也是因为其背后的价值观在起作用。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甚至还会对赝品、作伪的历史生出一份同情。明人翻刻唐宋诗文，作者必然是韩柳、八大家，而不是书商和刻工，同样的，复制古画也要署“唐吴道子笔”或唐寅的名字，张泰阶的《宝绘录》就是这样一部“奇书”。同印刷文化一样，这是一种特殊的图像文化，未必全然是为了牟利。

    宋代以后，复古趣味体现得越来越明确。古器物的出土，历代均不乏其事，但真正重视古物、研究古物，其风气还是始于宋代。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四中称：

    虞夏而降，制器尚象，著焉后世。繇汉武帝汾睢得宝鼎，因更其年元。而宣帝又于扶风亦得鼎，款识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别本并作物色。”及后和帝时，窦宪勒燕然还，有南单于者遗宪仲山甫古鼎，有铭，而宪遂上之。凡此数者，咸见诸史记所彰灼者。殆魏晋六朝隋唐，亦数数言获古鼎器。梁刘之遴好古爱奇，在荆州聚古器数十百种，又献古器四种于东宫，皆金错字，然在上者初不大以为事。独国朝来，浸乃珍重。

    宋人研究钟鼎古器，其最初关注点是古文奇字，目的是“证经补史”，这是一门具有开拓意义的学问，类似于西方文艺复兴初期的古文本校勘和古文法复兴，或汉代经师的解经“运动”。与秦汉以降的石刻史料相比，钟鼎文字展示了一个更为古老的历史世界。在文献的辅助下，宋代学者可以通过释读铭文而重返三代，并与汉代学者不断展开“对话”。

    按照王国维的看法，古器物收藏与研究的热潮，最初是始于“私家”，而宋内府古器物的搜求、考订与著录工作，同样得益于“私家”学者的贡献。历史学家岑仲勉《宣和博古图撰人》，以及台湾学者陈芳妹、北京学者韩巍的论文都保留了王国维的这一基本思路。但是，除了强调“私家”学术，我们还应看到一点：即宋代金石学同时也是“公私并举”——即“应用、研究与鉴赏”并存的学问。

    “应用、研究、鉴赏”这一思路得益于王国维。关于金石学“应用”的一面，王国维在《宋代之金石学》中说：

    更就应用一方面言之，则宋初郊庙礼器，皆用聂崇义《三礼图》之说。聂图虽本汉人旧图，然三代礼器自汉已失其制。及宋时古器大出，于是陆农师（佃）作《礼象》十五卷，以改旧图之失。其尊爵彝舟皆取公卿家及秘府所藏古彝器，与聂图大异。逮徽宗政和中，圜丘、方泽、太庙、明堂，皆别铸新器，一以古礼器为式。后或铸以赐大臣，讫于近世犹有存者。元明以后，各省文庙礼器皆承用之，然其改革实自宋人始。

    至于“研究、鉴赏”的一面，他说：“金石之学，创自宋代……士大夫亦各有相当之素养。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此种精神于当时之代表人物苏轼、沈括、黄庭坚、黄伯思诸人著述中，在在可以遇之。其对古金石之兴味，亦如其对书画之兴味，一面赏鉴的，一面研究的也。”

    本书所谈的“应用”主要是指各类“仿古礼器”“明器”和《礼图》《祭器图》；研究是指古物著录和题跋；鉴赏的范围较宽广，除了器物本身，还要包括鉴古、博古题材的人物画和以古物为主题的“博古画”。从应用的角度来讲，宋代至少有三位帝王——仁宗、徽宗和高宗——对复兴礼乐、仿制古礼器均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以研究而论，无论是文字辨识、器物著录，还是史料考证和礼制阐释，宋代学者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以鉴赏为言，则宋人制作的仿古铜器、瓷器开始成为生活中的奢侈品，新的艺术趣味正是从此中萌芽，并彻底改变了古物的意义：从荒坟败冢、枯骨朽棺中得来的物品竟会直接进入书斋密室，供人把玩摩挲，这总归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应用、研究、鉴赏”，这三者孰先孰后，边界何在？恐怕很难一概而论。隐藏在三者之后的种种意念、欲望又会生成各种机缘，让意想不到的事物彼此碰撞，产生“互缘”（情境逻辑）。一般而言，“应用”或“功能”总该放在首位。但是，若没有美感的触发，“应用”的念头也是无从谈起。与此同时，从研究中得来的兴趣恐怕也不容小觑。而且正是这种“兴味”不断勾引起学人“起而行之”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