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动手就尝到帕斯捷尔纳克的厉害了。这位先生写得太细腻，一片树叶、一滴露珠都要写出诗意。再加上独特的想象力，意识流，超越故事情节的抒怀，翻译起来十分困难。但既然答应了，已无退路，只好硬着头皮译下去。进度自然快不了，不觉到了1983年底。出版社的一位室主任忽然把我叫到出版社。他没问翻译进度，开口就谈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什么人道主义呀，异化呀，我们大家都要好好学习呀。他的话我已经在报刊上读过。我问他《日瓦戈医生》还译不译。他没回答，又重复了刚才说过的话。我理解他如说不译就等于出版社毁约，毁约要支付相应补偿。他不说译，实际上就是不准备出版了。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张先生，我们停笔了。
　　当时我并不了解何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只把它当成一次普通运动；　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有没有“精神污染”。我觉得没有，如有就是翻译这本“反动”小说。
　　出版社不催我们，我们就不译了。但12月的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带着三个编辑突然造访寒舍。副总编辑一进门就找挂历，在某月某日下划了个勾，对我说这天《日瓦戈医生》必须交稿，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在全国第一个出版。我一听傻眼了，离他规定的时间仅有一个多月，我们能译完吗？副总编辑接着说，每天下午有人来取稿，我们采取流水作业，责编已经下印刷厂了。我和张先生像上了弦似地干起来，每天工作十几小时，苦不堪言。下午五点左右编辑来取稿，总笑嘻嘻地说：“我来取今天的译稿。”一个月后《日瓦戈医生》果然出版，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出版社为了奖励我们，付给我们最高稿酬：千字十四元人民币。后来各地出版社再版的都是这个本子。每次见到再版的《日瓦戈医生》我都有几分羞愧，因为译文是赶出来的，蓬首垢面就同读者见面了。我一直想重译，但重译　《日瓦戈医生》　是件繁重的工作，我心有余悸，犹豫不决。2012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提出出版　《日瓦戈医生》，我决定趁此机会重译全书，不再用张先生的译文。张先生是老知识分子，国学基础深厚，但与我的文风不完全一致。这里不存在译文优劣问题，只想全书译文保持一致。第十七章日瓦戈诗作，我请谷羽先生翻译，谷羽先生是翻译俄苏诗歌的佼佼者。我每天以一千字左右的速度翻译，不能说新译文比旧译文强多少，但不是赶出来的，而是译出来的。台湾远流出版社愿意出版繁体字本，我很感激。远流出版社提议把《日瓦戈医生》改译为《齐瓦格医生》。既然台湾读者已经习惯　《齐瓦格医生》，约定俗成，我当然尊重，入乡随俗嘛。
　　帕斯捷尔纳克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画家，曾为文豪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画过插图。母亲是钢琴家，深受著名作曲家鲁宾斯坦喜爱。帕斯捷尔纳克不仅对文学艺术有精湛的理解，还精通英、德、法等三国语言。
　　帕斯捷尔纳克是多情种子，谈他的生平离不开女人。这里只能重点介绍一位与《日瓦戈医生》有关的女友伊文斯卡娅。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季娜伊达是理家能手，但不理解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学创作，两人在文学创作上无法沟通。此刻伊文斯卡娅出现了。1946年他们在西蒙诺夫主编的《新世界》编辑部邂逅。伊文斯卡娅是编辑还是西蒙诺夫的秘书说法不一。伊文斯卡娅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崇拜者，读过他所有的作品。帕斯捷尔纳克欣赏伊文斯卡娅的文学鉴赏力和她的容貌、体型、风度。两人相爱了。帕斯捷尔纳克的一切出版事宜都由她代管，因为妻子季娜伊达没有这种能力。
　　战后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作再次受到作协批评。作协书记苏尔科夫批评他视野狭窄，诗作没有迎合战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旋律。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作无处发表，他只好转而翻译莎士比亚和歌德的作品以维持生活。战后他开始写《日瓦戈医生》。写好一章就读给丘科夫斯基等好友听，也在伊文斯卡娅寓所读给她的朋友们听。帕斯捷尔纳克写《日瓦戈医生》的事传到作协。作协为阻止他继续写《日瓦戈医生》，于1949年10月把伊文斯卡娅送进监狱，罪名是伙同《星火》杂志副主编伪造委托书。帕斯捷尔纳克明知此事与伊文斯卡娅无关，但无力拯救她，便继续写《日瓦戈医生》以示抗议。伊文斯卡娅在监狱中受尽折磨，在繁重的劳动中流产了。这是她与帕斯捷尔纳克的孩子。伊文斯卡娅一1953年被释放。帕斯捷尔纳克的一切出版事宜仍由她承担。1956年帕斯捷尔纳克完成《日瓦戈医生》，伊文斯卡娅把手稿送给《新世界》杂志和文学出版社。《新世界》否定小说，由西蒙诺夫和费定写退稿信，严厉谴责小说的反苏和反人民的倾向。文学出版社也拒绝出版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