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相对于俄罗斯白银时期其他的诗人，诸如曼德斯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古米廖夫，以及赫列波涅科夫、马雅可夫斯基，甚至前期的勃洛克和安年斯基，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研究者比其小说研究者或许要少一些。上世纪80年代翻译成汉语的俄罗斯现代主义诗歌研究文集中，大多数论者基本也将注意力集中在上述几位诗人。俄罗斯教育学院院士、批评家弗·阿格诺索夫在他的《白银时代俄国文学》一书中，帕斯捷尔纳克只是作为研究其他诗人的旁注出现，甚至在此书的结束语中，为了表示对“遗珠”诗人的歉意，作者也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国内所见某版本《俄国现代主义诗歌》、《俄罗斯诗歌史》中，也不见其踪影。当然这不是说所有的研究者都会忽略帕斯捷尔纳克，但除了诗人读者和部分俄罗斯诗歌研究者外，大多数人还是更关注他获得诺贝尔奖、也给他带来更多光荣和灾难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尽管，他和曼德斯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是公认的四位俄罗斯白银时期最伟大的诗人。

    在中文读者中，帕斯捷尔纳克诗歌最早引起广泛关注的，应该是1989年初出版的《跨世纪抒情——俄苏先锋派诗选》这本诗选集。在这本书里，他的诗选入了21首，仅次于曼德斯塔姆。1987年出版的汉译《日瓦戈医生》（此前一年苏联作家协会才为其平反）和同名电影在国内的流传，使得他为更多读者和观众知晓。毋庸讳言，那个特殊的年代，以及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背景，帕斯捷尔纳克的写作为中国诗人和知识分子带来了令人震撼的启示。此后二十多年，又出版了多种帕斯捷尔纳克的汉译诗集，大部分作品选自他的《生活，我的姐妹》、《第二次诞生》、《在早班火车上》、《雨霁》等诗集，直至前不久，上海译文社才出版了《帕斯捷尔纳克诗全集》（上中下）三卷，收入帕氏诗作499首，参与翻译的译者多达八位，是目前国内出版最为完整的帕斯捷尔纳克诗歌中译本。

    二
    没有人质疑帕斯捷尔纳克作为抒情诗人这一写作身份的定论。比他早十年出生的勃洛克对抒情诗人有过如下精彩绝妙的描述：“抒情诗人是从你们划着十字绕行的那个可诅咒的巢穴走出来的，他把自己无辜的芦笛贴着嘴唇，准备告诉你们不听为妙的声音，否则，一旦听得出了神以后，你们便会成为叫花子靠乞讨度日。”

    然而，早期的帕斯捷尔纳克却一度有过放弃写抒情诗的想法。一战结束后，整个欧洲满目疮痍，1922年底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在现实和制度等很多方面呈现的样貌，使这位年轻诗人陷入焦虑和惘然之中，尽管那时他已经写出了令很多人称赞不已的、有影响力的诗集，诸如《越过壁垒》、《生活，我的姐妹》。1924年列宁去世，斯大林继任，并大规模推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急剧的社会变化也加剧着诗人的忧虑。就在那一年，帕斯捷尔纳克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没有音乐，也不会再有了，或许还会有诗歌，但它也应该不会再有了，因为需要生存，可当代生活却无论如何也不需要它了……时代可顾不上那被称作‘文学’的东西。”1926年，他在一份给报纸的调查答卷上也表示：“旧的个性被摧毁了，新的个性还没有形成。没有共鸣，抒情诗就成了不可思议的东西。”大凡对社会学和美学的悖论有过激烈内心搏斗的诗人，在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几乎都会产生和帕斯捷尔纳克同样焦虑的心情，这也是阿多尔诺对奥斯维辛后写诗不道德论断的一个出发点。然而，在这个关头，他的知心好友、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给予了帕斯捷尔纳克有力的支持：“我真不理解你，你居然要抛弃诗歌。亲爱的朋友，面对诗歌就要像面对爱情那样，只要她还没有抛弃你……你依然是竖琴的奴隶啊。”

    这位被帕斯捷尔纳克称为“热情似火的、地狱般可怕的”女诗人，成了帕氏《短篇集》和长诗《崇高的疾病》的催产士——

    “我感到羞愧，而且羞愧与日俱增

    因为在这些陈迹的世纪

    还把诗歌

    称作一种崇高的疾病。

    ……地球难以理解这种混乱，

    以致要离开书籍

    扑向长矛和刺刀。

    良好的心愿铺就了地狱。……”

    诗人的敏感使他在全民迎接“新生活”的欢呼声中早早预见到了灾难的来临。事实上，到了上世纪30年代，斯大林政府对乌克兰的种族清洗、在国内开展的“肃反”运动，也残酷地证实了诗人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一切反对和质疑的声音都将被斯大林政权所毁灭。在此情形下，俄罗斯诗人们秉承良知的呼唤，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在不断有人被杀害、被逮捕、被送进集中营的情况下，靠传抄、背诵的方式，保留下相当多诗人们的作品。曾有人对帕斯捷尔纳克未被逮捕而大感意外，对此，他忠实的伴侣伊文斯卡娅后来写道：“有一种传说（帕斯捷尔纳克曾向波波娃讲述过其中之一），说汇报有关逮捕帕斯捷尔纳克的证明材料，斯大林说了一句：‘不要动这个住在天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