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我在青岛李村镇劳动锻炼。劳动锻炼是一种思想改造措施，但不同于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没有后两项严厉。比如行动自由，工资照常发，星期日照常休息。只是把参加劳动锻炼的教师下放到农村，叫他们与农民一起劳动，一边劳动一边改造思想。下放不是遣送，而是欢送。下放前召开欢送大会，给每位下放教师戴一朵大红花，我就是带着大红花下放到李村镇的。10月下旬的一天，劳动间歇时候我坐在山坡上休息，公社邮递员送来报纸。头版是郑振铎等先生遇难的消息。第三版刊登了苏联作家协会开除帕斯捷尔纳克会籍的报道，因为他写了反动小说《日瓦戈医生》。
　　说来惭愧，我这个人民大学俄语系毕业生竟不知道苏联有个叫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家。我学过俄国文学史，也学过苏联文学史。学了一年，都是苏联教师授课（那时叫苏联专家）。老师讲授法捷耶夫、西蒙诺夫和萧洛霍夫等作家，但从未提过帕斯捷尔纳克。后来才明白，苏联教师讲的都是苏联主流作家，而帕斯捷尔纳克则是非主流作家。主流作家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讴歌苏联体制，而非主流作家坚持自己的创作原则，虽然为了生存也不得不歌颂斯大林和苏维埃政权，但仍不能赢得政权的欢心。
　　人们对不知道的事情往往好奇，我也如此。我想了解《日瓦戈医生》是本什么书，为何苏联对该书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大兴挞伐。我给在纽约的叔叔写信，请他给我寄一本俄文版的《日瓦戈医生》来。读者读到这里未免产生疑窦：大跃进年代一个中国教师竟敢给身在美国纽约的叔叔写信，并请他给寄一本在苏联受到严厉批判的小说。就算我一时头脑发昏，可书能寄到吗？那时不像今天，大陆也不同于台湾，所以得解释两句。叔叔是上世纪二十年代赴法留学生，后滞留法国。1947七年考入联合国秘书处任法语译员。叔叔不问政治，与国共两党素无瓜葛。1949年叔叔回国探望长兄时，某机关请他寄科技书。书寄到我名下，我收到后给他们打电话他们来取。叔叔痛快地答应了，不断给我寄科技书。我收到后给某机关打电话，他们立即来取。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向叔叔提出请求的。叔叔收到我请他寄《日瓦戈医生》的信后，便在科技书里加了一本密西根大学出版的原文版　《日瓦戈医生》。封面是烈火焚烧一棵果实累累的苹果树。我翻阅了一下，觉得难懂，便放下了。那时我尚不知道诗人写的小说不好读，也不知道帕斯捷尔纳克是未来派的著名诗人。不久，中国报刊紧随苏联开始批判《日瓦戈医生》。《日瓦戈医生》　在中国也成为一本反动的书。但我敢断定，那时中国没有人读过《日瓦戈医生》，包括写批判文章的人。苏联读过　《日瓦戈医生》　的也不过西蒙诺夫等寥寥数人，连党魁赫鲁晓夫也没读过，所以后来他才说：如果读过《日瓦戈医生》　就不会发动批判帕斯捷尔纳克的运动了。
　　光阴荏苒，数年后我已调离青岛，在花样翻新的政治运动中沉浮。感谢命运的眷顾，在一次次运动中都侥幸漏网，但终于没逃过“文革”一劫，被红卫兵小将揪出来，关入牛棚。关入牛棚的人都有被抄家的危险。我家里没有“四旧”，藏书也不多，较为珍贵的是一套十九世纪俄文版的　《果戈理选集》。抄就抄了吧，虽心疼，但不至于惹麻烦。可《日瓦戈医生》可能惹事。烧了吧，舍不得，留着吧，担心害怕。我和内子多次商量怎么处理这本书。我推断红卫兵未必听说过这本书，断然决定：把《日瓦戈医生》夹在俄文版的马列书籍当中，摆在最显眼的地方，红卫兵不会搜查。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红卫兵果然没搜查马列书籍，《日瓦戈医生》　保住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开始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俄国作家库普林的作品，常到出版社去，与编辑熟了。那时译者与编辑的关系是朋友关系，不是利害关系。没事也可以到编辑部喝杯茶，聊聊天。大概是1983年5月的一天，我又到编辑部喝茶，听见一位编辑正在高谈阔论。他说世界上根本没有俄文版的　《日瓦戈医生》，只有意大利文版的。其他文字的版本都是从意大利文转译的。他的武断口吻令我不快，我对他说：“不见得吧！有俄文版本。”他反问我：“你见过？”我说：“不但见过，而且我还有俄文版的　《日瓦戈医生》呢。”我的话一出口，编辑部的人都惊讶不已。著名翻译家、外文部主任蒋路说：“你真有？”我说：“你们不信，明天拿来给你们看。”第二天我把书带去，大家都看到了。蒋路当场拍板：“你来翻译，我们出版。”其实我没动过翻译《日瓦戈医生》的念头。因为我已经粗粗翻阅过，觉得文字艰深，比屠格涅夫、契诃夫的文字难懂得多。我说：“我一个人翻译不了，还得请人。”蒋路说：“你自己找合作者吧。”我请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老编辑张秉衡先生合译，张先生慨然允诺。没签合同，只有口头协议，我和张先生便动手翻译　《日瓦戈医生》。可以说翻译这本书是打赌打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