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做法笨则笨矣，但我却很看重此类的“笨功夫”。我曾不断告诫身边的弟子，其实跟一般俗见恰恰相反，历史从来都是由傻子创造的！—他们生就有那么一股傻劲，一旦认准了“毕竟东流去”，就实心实意地咬定那个方向，而终究使得“青山遮不住”了。否则，一旦心存侥幸取巧之念，去跟着“九曲黄河”翩跹起舞，就随时有可能朝着历史弯道的某个切线飞出，却唯独很难对准那个太阳升起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聪明人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他们实在是太聪明了，他们哪里还能创造什么历史，而只能被充满偶然的历史所捏造，无论是方的圆的长的扁的！

    不存在本质主义意义的大学

    时代周报：你在高校任教多年，对中国大学有深入的认识，所以才产生了“大学之忧”？

    刘东：当我看到身边的鲁莽同事，既对当代西方教育一知半解、又要对它强行如数照搬时，所油然产生的深深忧虑—那会把原本就不理想的中国大学，弄得更加斯文扫地和乌烟瘴气！坦率地说，这套丛书的总标题，从一开始就是针对《大学之道》的。也就是说，我反对那种“成竹在胸”的唬人架势，就好像那些进行鲁莽改革的人，已经掌握了当代大学的全部精义。而实际上，正如我在第一篇总序中说穿的，“他们根本没有认真考察过别人究竟遭遇到了怎样的当代忧虑，以及究竟是沿着什么样的历史线索，才引发出了今天的这番忧虑，就基于其先入为主的西学崇拜，而张扬起别人已被瓦解的早年理想了，充其量到头来也只能基于这种遥远的理想，捎带着也埋怨一下莫明其妙的西方竟也能今不如昔。”

    正因此，我才要专门创办一套丛书，来说明在被吹成“仙境”的西方学府中，人们正如何为自己的高教机构而发愁—正如我在第二篇总序中所列举的，正“忧虑它的过度市场化和企业化、它的文化精神流失；忧虑它的批量生产和形式主义、它的暗中鼓励平庸；忧虑它的集体腐败和拉帮结派、它的风格日渐趋同；忧虑时而出现弄虚作假和剽窃、它被恶俗世风污染；忧虑它像飘蓬一样无根地变异、它丢失了原有传统；忧虑它太贴向财大气粗的金主、它失去了独立地位；忧虑它虚掷纳税人的辛勤血汗、它有违于公平原则……”借助于这套断断续续的丛书，我是想不断地加强这样的提醒：一方面，并不存在本质主义意义的大学，正因此人们才总是对它议论纷纷，而且这些众说纷纭的言论，也全都在从各自的立场上，不断向它赋予和叠加着新意；而另一方面，既然只有在创造性的言说中，大学机构才会被不断地更新意义，那么，也就唯有充满忧患的批判性言说，才有可能激发和开拓它的未来空间。

    时代周报：在主持丛书与学术研究之中，你有什么独特的感悟？

    刘东：以前在信口闲聊的时候，曾经参照着王国维的治学三境界，也对照着长年来目睹之怪现状，讲过自己所看到的治学三境界。不过，静安先生说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乃属于有所精进的三境界。而我所戏言的三种情况，作为一种不太精确的借用，却在喻指每况愈下的三境界，而分别属于“普度众生”的大乘佛教、“自求解脱”的小乘佛教和“秘不示人”的密宗佛教。—其实，当初信口讲出这番戏言，无非是换了一套说法，来重申向来重视的“三达德”。不过现在回顾起来，基于自己的亲身经验，却要着重再来补充一句：就算不会是更加容易，对于“无量终生”的菩萨心，也绝不会耽误你走向成佛。

    时代周报：回顾长达三十年的学术助跑，你如何评价自己的人生？

    刘东：本来，我是很想做个诗人或歌者的。即使阴差阳错地拿学术当了志业，每当自己聆听最钟爱的贝多芬的音乐时，却还是抑制不住心头的懊恼：要能像他那样去写作该有多好，那就可以超越语言和时代的边界，传达出永远感动别人的永恒声音，这可以说构成了心中的永久遗憾！当然话说回来，学术事业对于自己，虽然只属于将错就错，却由于长达“三十年”的矫正，而仍然显出了相对的意义；更何况，我们的生命虽属自然现象，可生命的周期却有其社会属性，所以，一位学者相对而言又是最扛老的，因为他最称辉煌的治学岁月，往往可以留到生命的后半段，如果他愿用此前的苦读来慢慢积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还是要回到原初的迷惑：要是连写作都没有劲头了，那么，就不提什么沉重的社会担当了，“以学术为天职”的我们，还靠什么来点燃后半段，以享受生命的辉煌火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