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是陈寅恪的生日。记者走进清华大学国学院，脚步声在木地板上回响。“很安静，这就对了。”学者、国学院副院长刘东道。楼外的草坪上，毕业生纠结于用何种姿势拍毕业照。
　　我们谈到“国学热”引发的种种乱象，刘东一再提到国学师资的培养困境，教育部没有“国学”学科代码，国学院正常招生无法开展。校长曾提议办国学少年班，刘东以沉默作为回答：“人心坏了，做起事来就难了。你想想，如果你9岁就被宣布是清华大学学生，是什么诱惑？我都没办法做学问了，后门要被踏破，收谁，都会被骂不公平。”老清华国学院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书写了教育史上的神话。前者已不可追，如今，清华国学院重在承续一种学术精神。“国学像空气，污染了，才知道重要。如果没了，那要命。”
　　“国学热是功利滔滔的反弹”
　　新京报：现在谈论国学，有一个时事背景，新闻爆出国学班的孩子受到“老师”虐待，与此同时，暑期国学班、国学夏令营十分火爆。
　　刘东：这非常不像国学所要求的，教国学要循循善诱。国学班打孩子，你得看是不是以国学的名义在打人。想想看，非国学班就没打过孩子吗？“礼失”之后，大家想起中国文化的好处来。“国学热”和其他的热不同，是从民间自己生发的，甚至是老爷子老太太看完《百家讲坛》，有兴趣去重新了解国学。如今社会功利滔滔，反而使得人们觉得国学很有道理，国学热是功利滔滔的一个反弹，不过，反讽的是，正因为利欲熏心，各方面人士都像苍蝇见血一样参与进来，国学本应该用于对这些功利心理进行“冷处理”、反思，而不能让国学也被糟蹋成功利滔滔的一部分。清华大学国学院刚成立的时候，不断有人呼吁开门招生。如果国学院能够正常招生，我想“国学热”的一些问题会被消解，但是，在现行的学科代码之下，不能培养正常的国学师资，那怎么应对社会对国学强大的需求？
　　新京报：还有一些成人参加的比如总裁国学班，是什么样的状况？
　　刘东：对于总裁班，也应该两面地看。我偶尔被拉去上课，有一个感觉，反而是那些总裁们最早知道国学的妙处，哪怕是人生意义这样的题目，他们都很有兴趣，放下繁忙的业务，掏出重金，参与进来。当然，他们毕竟从商业打拼的间隙中投入进来，很急，希望一块“压缩饼干”吃完就知道国学是什么，这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心沉不下来，学国学还是不行。
　　新京报：这可能也反映出人们对国学班的某种认识或期望，觉得那里是传习传统文化，不会打孩子。
　　刘东：打孩子的事，比如学体育的孩子，挨打的少吗？当然，如果以国学之名打人，认为国学就是这么专制，那就是错了。中国过去的社会，之所以还能够被容忍，并不是因为有一个专制的政体，而是有很多专制政体的劝谕者、警戒者、讽喻者，他们是以儒学为代表的士大夫，不断教育皇上和大臣，和专制的代表共治天下，比如尚贤、使能、纳谏、考试、监察，各种制度，其实是其他国家在同样的发展阶段所没有的。事实上，国学是中国传统社会比较人性的那一侧面的代表。
　　“国学是保证中国发展的动力之一”
　　新京报：那么，“国学热”到底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刘东：我不是“国学热”的参与者，我对于学问一直是“恒温”的。不过，我也观察到，“国学热”中还有很多问题值得玩味。首先，传统的义利之辨，至少能够约束五分之一的人类——中国人，因为我们是一个无宗教而有道德的国度，不能用宗教的办法来约束人心，只能用道德的宣讲来确立做人的标准。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无疑是最有效的。当然，这个道德并非无懈可击，否则，就不会出现“五四”运动，不会产生对传统社会的批判了。不过，正如我多次说过的，中国的古代史和现代史加在一起，才更加全面地告诉我们，一方面，即使有了儒家这个社会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但另一方面，如果失去了儒家的制衡，这个社会就简直是一无是处了。更重要的是，人们还是深陷在功利之中。比如，有人来请你讲课，不听你讲“四书”，一开口就说什么“曾国藩的管理学思想”，还是想要挣钱。其实，应该从挣钱这件事脱离出来，从国学的角度来反观它。
　　新京报：这种乱象，正反映出文化价值的混乱无根，需要价值重建。从国学的角度来说，能提供什么资源？
　　刘东：太多了。你平时想到的价值，比如西方基督教，信徒向耶和华祷告、忏悔，这算是很高的道德了。但是，从国学的角度来说，这是很低的境界，孔子说“仁乎远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在我心中，由此就足以不欺暗室，自在充满，而如果非要上界有神灵看着，才能不违反十诫，那已经是不道德了。另外，国学同样强调个人自由，只是在国学的价值体系中不是最高最主要的，它还要强调人和社会、人和自然包括人和自我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