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在英国逛“水石”连锁书店，顺手拿起一本16开平装、厚达1263页的牛津缩印版《莎士比亚全集》。搁在羊皮精装版的莎翁全集边，这个版本实在显得太便宜——尽管当时英镑跟人民币还是一比十五，但这4.99英镑的促销价标牌还是把我吓了一跳。递给收银员的时候，她也吓了一跳。“不会吧？这么大一本……”她来回看封面和封底新贴上的促销标签，用难以置信的、几乎是带着谴责的目光看着我，“这可是莎士比亚啊！”
    那本书当然还是被我买了回来。鉴于其索引齐全、版本可靠，再加上莎士比亚所有的剧本和诗歌都化为密密麻麻的文字，集于一册，我很快就发现它在帮助我查阅引文时格外便利。每一个文学翻译都知道这一点有多么重要，因为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情节和典故，出现在任何文学作品中的几率，大概只有《圣经》可与之相提并论。比方说，就在前几天，我刚刚在翻译麦克尤恩的新作《甜牙》时碰到《奥赛罗》里提起的“银鸥”。那位剑桥毕业的女主人公，路上听到一声鸟叫都能想起莎士比亚，作为译者只能暗自叫苦，重新浏览一遍剧本以后方才定位到第五幕第二场，进而体会到这里的鸟叫何以具有双关含义，何以让女主人公在下一句里直接把“银鸥”代换成了“笨鸟”……总而言之，设若没有莎翁在背景幕布上窃笑，整个西方文化就不是现在这副样子。
    所以，当评论家在政治大戏《纸牌屋》里窥见包括《麦克白》在内的多部莎剧结构，在凯文·斯派西满嘴机关枪速率的美式白宫切口中听出地道的莎剧台词韵律时，我们不必惊讶；当网友用三格漫画帮助你“五分钟看完莎翁全集”（“罗密欧和朱丽叶两家是世仇，他俩彼此相爱，于是他俩一起自杀了”）时，我们也不必嗤之以鼻。经过四五百年的沉淀，莎士比亚成为人类文化史上最经典也最世俗、最高深也最浅显的符号——没有之一，并不是偶然现象。他的价值，你既可以用4.99镑轻松买下，也会像那个收银员一样不由自主地献上最朴素的致敬——这可是莎士比亚啊！有时候，看着那本厚厚的全集，我会忍不住感叹：故事无论如何翻新，套路还真是很难越出这本书的疆界。早在十六世纪，老莎已经为后世所有讲故事的人，做了最精简的示范。
    不过，比起其他世界名著动辄有十几个乃至几十个译本来，莎士比亚在中国的译介规模似乎要小得多，小到与其地位完全不相称的地步。有朱生豪珠玉在前，再加上其译本版权早已公有（对出版社而言，这意味着大大节约成本），后人（无论是译者还是出版者）若力图拓宽莎剧译介的维度，往往既担忧能力不济，又缺乏外在和内在的动力。若非对莎士比亚痴迷到一定境界，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应该是不会考虑的。
    偏偏已故著名翻译家方平是这样的人。他虽然担心“所谓‘原汁原味’对于经典文学的翻译——尤其诗歌翻译来说，也许是一个永远不能实现的向往”，却终究抵挡不住“将莎剧作为诗剧来翻译、更看重形式和内容血肉相连的关系”的诱惑。他要担纲主译，他要组织当代最好的“译莎”阵容（辜正坤、屠岸、张冲、汪义群……），将上个世纪不断更新的莎学研究成果化为对文本更准确地拿捏，他要让纸面上的中文“莎剧”和“莎诗”更适合念出来、演出来，他希望你打开这些书的时候就仿佛能听到16世纪环球剧场里的喧嚣与骚动，他要让某些句子的表现力更经得起时光的推敲——比如，‘They have made worm’s meat of me ’不再是“我已经死在他们手里了”，而是精确到“是他们把我送给了蛆虫做点心”。
    这些目标是否全盘实现，或者说，有没有可能全盘实现，是要靠读者和学者来判定的——更准确地说，要靠时间来检验。不过，当我翻阅每卷前后所附的各种考证、体例说明以及编者译者关于如何翻译素体诗的详尽阐释时，透过深奥的学术词汇，我总能看到更多的东西。对于方平试图完整重建一个崭新的莎翁世界时的如履薄冰，那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我不敢说感同身受，却也触手可及。也许，对于绝大多数普通读者而言，翻译莎士比亚是“等行”还是“等值”，没有那么重要；对于大多数演员而言，“多亏黑夜给我披一层面纱”是否要加上衬字，变成“幸亏黑夜给我披上了一重面纱”，也没那么重要——但方平却为了推敲这些细节耗去了多年时光。刚入行时，我无数次在编辑室里见过当时已经退休多年的他，身体羸弱，说话轻声慢语，行事近乎优柔，不爱也不会出风头。我们办公室里还总是善意地流传着他“作人家”（吴语，“过分节约、几近吝啬”之意）的段子。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个从形象到名声都与“勇士”或者“名士”无涉的小老头。
    但就是这个小老头，九十年代自己拿出十万元在戏剧学院里立起莎士比亚的铜像；也是他，生命中最后的时光仍在校勘他的这套莎翁全集。“书就放在桌上，”他的儿子后来告诉我们，“他总坐在那里，我跑过去看，一直都是那一页……其实他已经看不动了。”也许，对他而言，哪怕只有这一件事释放出他积攒一生的能量和勇气，也足够了。我想，如果他能听到，那位英国收银员的话一定会让他在暗处颔首微笑——没错，“这可是莎士比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