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作为名人，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都有故居和纪念馆，有时候各地还会互相争夺，在名人故居和纪念馆的维护建设方面，您有什么看法？

　　郑培凯：汤显祖近些年蹿红以后，纪念馆到处都有。我很早就提议他的家乡江西抚州临川要加强古迹保护的建设，但是他们觉得临川有王安石、曾巩，不把汤显祖当一回事，把汤的故居都拆掉了——那是清代兴建的，地方没错；还把汤的墓也迁走了。从世界文化艺术的范围来说，肯定是汤显祖更加有名，而且他的声名还会与日俱增。中国以外，除了研究宋代政治与文化的几个汉学家，不会有人对王安石、曾巩发生兴趣的，将来也一定如此。现在抚州市在人民公园建了汤显祖新墓，又在城南造了汤显祖纪念公园，还建了汤显祖大剧院，都和汤显祖的文昌里祖居与玉茗堂故址无关。毁弃了历史的遗迹，新建成一批金碧辉煌的钢筋水泥类古迹，实在令人扼腕。

　　汤显祖在浙江遂昌当过县令，当地就改造了一处明代大宅，变成了汤显祖纪念馆，基本上保持了明代建筑的古风。遂昌虽然地处山区，文化保护做得很不错，而且越做越大，连中国汤显祖研究会都落户那里了。我看过最好的汤显祖纪念馆，就是遂昌这个了。广东徐闻是汤显祖当年贬谪的流放地，他在那里兴建了贵生书院，现在改建成汤显祖纪念馆，不过我没去看过。

　　莎士比亚呢，在Stratford-upon-Avon有一幢房子，还是十六世纪的，是他妻子Anne Hathaway的娘家，修缮得很好。有一些是后来重建的，如他出生的房子，不过修旧如旧，样子还是原样的。他受洗与埋葬的教堂Holy Trinity Church还是原来的，可以参观。他的家乡只是个小镇，很多跟他有关的地方，都保留下来了，变成了参观的景点，收入也不错。英国人从十八世纪就开始研究、重视莎士比亚了，积累了很久。所以，他的故乡看下来，感觉蛮好的，尤其是英国人的园艺搞得很好，流连其间，会有思古之幽情。那个小镇也很光荣，中国造纪念馆时都请它的市长来交流过。

　　澎湃新闻：有时候我们会说汤显祖是“中国的莎士比亚”，这其实反映了西方文化的强势，类似的“中国的……”这类表述还有很多，您怎么看这种文化现象？

　　郑培凯：最早讲“东方的莎士比亚”的是写《中国近世戏曲史》的青木正儿，他觉得两人身处同一个时代，可以媲美。新文化运动以后，莎士比亚好像是世界文学的顶峰了，所以中国学者要想抬高汤显祖的地位，就拿莎翁来比附。我个人是不太赞同这种提法的。我觉得，不同的文化，或者不同的语文，都有不同的审美追求，只要历史悠久，文化与艺术就有杰出的展现，“各美其美”，谁也不比谁伟大，都是了不起的。无论是“中国的莎士比亚”，还是“英国的汤显祖”，都是带有一定的偏见的。简单的民族主义情绪尤其不可取，我们要尊重所有的文化。我们可以读莎翁作品，是我们的幸福。

　　总之，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都“很伟大”。1950年代的时候，关汉卿才是“东方的莎士比亚”。那时候学苏联，搬来了别林斯基的理论，提倡把“人民性”作为文学鉴赏的标准。关汉卿最平民化了，可作为“人民性”的代表，就成了“东方的莎士比亚”。我觉得，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很伟大，这样整个中国文学才会丰富。定于一尊是有缺点的，会使人脑筋闭塞。当年汤显祖就批评前后七子提倡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认为创作要吸收多种思想资源。这种开放的态度，也是晚明的一大特色。其实晚明很有意思，可惜持续时间很短，清朝就来了，就一直实行严厉的思想禁锢。

　　所以，如果人们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就应该向全世界弘扬汤显祖，把汤显祖的作品翻译成各种外文。除了翻译成外文，国内转译成现代的白话文也是个必要的工作。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读过莎士比亚，或者知道一点，但其实读的都是中文翻译，是顺畅的白话文本莎士比亚。除了少数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有多少中国人好好读过莎剧的原文？许多人抱怨汤显祖的作品艰深难读，但莎士比亚读起来容易多了，问题是，你读的是原文还是翻译？二十世纪国内有多少人在翻译莎士比亚？大家七八个，小家十几、二十几个，像朱生豪、梁实秋都花了一辈子去翻译莎士比亚，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有专门的团队。那汤显祖怎么没人翻译呢？这可是我们的瑰宝，是值得翻译的。很多人可能觉得，反正是汉字，你爱看就看，看不懂拉倒，同是中文，还要翻译吗？其实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策略问题，需要引起大家的思考。谷崎润一郎是近代日本的大文豪了吧？他就为现代读者翻译了《源氏物语》，译成现代日文，由岩波文库出版普及本。

　　今年纪念他们逝世四百周年，可以回头想想整个文化的问题，以及如何看待自己文化传统的瑰宝。我们没有像英国人那样那么在乎自己的传统文化，纪念汤显祖也流于表面，还不如纪念莎翁那么积极。等这股热潮一过去，可能明年就没什么了。在我看来，汤显祖是有待挖掘的宝藏，特别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中国人来说，研究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