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商人》约写于1596年前后，正当莎翁的艺术才华日趋成熟的阶段。全剧结构严谨，情节逐步推向高潮，波澜迭起，扣人心弦，又风趣横生，喜剧气氛很浓，是莎翁最优秀的喜剧之一。当初公演时就受到伦敦观众的欢迎，最早的1600年版本上有“多次演出”的声明，以后在欧美舞台上盛演不衰。它是最早在我国舞台上演出的一个莎剧(1913)。

    全剧有两条交叉进行的情节线。第一条是“借债割肉”，展现了以威尼斯大商人安东尼和高利贷者犹太人夏洛克为对立面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也许还有早期商业资本家和早期金融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几重矛盾，纠结在一起，尖锐激烈，不可调和，使《威尼斯商人》跳出了莎翁早期的一系列轻快欢乐的喜剧格局，成为第一个以较显著的现实主义手法接触到社会阴暗面的喜剧。

    在威尼斯市场上一再遭受对方侮辱和歧视的犹太人怀着深仇大恨，出现在威尼斯法庭。斩钉截铁地拒绝和解，坚决要求按照借约条款，从无力按期还债的安东尼身上割下一磅肉；他举起尖刀，准备向袒露胸膛的被告扑过去。安东尼命在顷刻，这时喜剧达到了扣人心弦的最高潮。

    第二条线索是“挑匣求婚”。在幽雅的贝尔蒙庄园，美丽而富有的少女波希霞发出叹息：她的终身大事必须取决于父亲生前设置的彩匣。大厅上陈列着金、银、铅三个匣子，等待求婚者前来挑选，谁选中彩匣，谁就是她的丈夫。她被父亲的遗命剥夺了婚姻自主权，为此而感到苦恼。幸而她情意所钟的巴珊尼选中了铅匣，有情人终成眷属。

    两条情节线在“法庭诉讼”一场中汇合在一起。装扮成法学博士的波希霞出现在威尼斯法庭，运用智谋，挫败了夏洛克，从刀尖下救出了安东尼的生命。

    剧作家站在人文主义者的立场歌颂了幸福的爱情，也称道了友谊的可贵，批判了违反人性的贪婪、憎恨。但是剧作家采取多焦点的视角，使观众在一瞥之间也看到了受种族歧视、宗教迫害的犹太人高利贷者的内心感受。在莎翁的笔下，欧洲的犹太人第一次有机会在舞台上，声泪俱下地申诉冤屈、发出内心的不平之鸣。

    莎翁用鲜艳的彩笔描绘一位美丽优雅、敏慧机智的大家闺秀波希霞的形象。她是巨大财富的女继承人，可是并不幸福。在终身大事上她既不能选择自己所爱的对象，也无法拒绝她所不爱的人。“我给锁在……一个彩盒里”(指藏在彩匣中的她的肖像)，这句话道出了她内心的苦闷。

    人文主义者所宣扬的个性解放，在莎翁笔下首先从受压抑最深的妇女开始；为了她们最向往、最珍惜的爱情的幸福，这种追求在她们身上表现得最为鲜明、最富有光彩。波希霞正是这样。当巴珊尼前来求婚时，“爱情”和封建家长的意志在少女的内心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她惟恐巴珊尼选错了彩匣，因而失去了意中人；可又不敢违背誓言，指点他该怎样挑选；但她还是情不自禁，向对方吐露了少女的一片深情，并且发出了痛苦的呼声，也可以说，表达了一个开始觉醒了的时代的精神： 

    唉，这可恶的时代啊，平白地在我们 

    跟我们的权利中间，打起一堵墙！ 

    最使人难忘的是身披黑袍、手持法典、出现在审判席上的波希霞。夏洛克凭他手里的借约，坚持要割一磅人肉；她和他斗智，使气焰嚣张的原告一下子变成了听候发落的阶下囚。可以这么说：当波希霞女扮男装，把自己的性别隐蔽起来的时候，一向被埋没的妇女的才华，便炫目地显示出来了。登上了审判席，替束手无策的男子们解决难案的波希霞的形象，格外光彩，特别富于社会意义。 

    波希霞的幽默感，她的喜剧性格，在最后一幕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她拿着在法庭上硬是向丈夫讨来的结婚戒指(作为报答救命之恩)，存心逗弄道：“别见怪，巴珊尼，那博士凭这个戒指，已跟我睡过觉啦。”只有在文艺复兴时期要求冲破封建道德对妇女片面束缚的新女性，才敢以女性的贞操和一家之主开这么个玩笑。这其实是在男权主义的社会里，妇女通过戏谑的方式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贞操观念不应该是对于妇女的片面约束，妇女同样有权要求丈夫绝对忠实于自己的妻子。 

    和追逐金钱、充满仇恨的威尼斯商业城市相反，沉浸在皎洁的月光下、具有牧歌情调的贝尔蒙庄园和它的女主人波希霞取得了一种象征意义：这是人文主义者所向往的盛开着爱情和友谊之花的理想的乐园。 

    在莎翁所创造的人物画廊中，最能激发人们不断地思辨、论争的，除了哈姆莱特之外，也许要算夏洛克了。这个生活在基督徒世界里的犹太人遭受着重重叠叠的侮辱和歧视，“这一切，都是为的什么呀？我是一个犹太人！”十九世纪欧洲各地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有心的人们从夏洛克的这一沉痛的申诉中，听到了一个受难的民族的不平之鸣，曾经为之惨然动容、为之热泪盈眶，甚至把他看成受苦受难的民族化身。但如果从文本出发，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夏洛克不会是剧作家所喜爱的人物，或者为他所同情的人物。他不是剧中的正面人物，但确是一个具有强大艺术生命力、给人以困惑、反思的典型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