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在巴格达，一个大臣来到哈里发面前，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原谅我这么惊恐失措，刚才在宫殿门口，人群中有个女人撞了我一下。这个黑发女人是死神。看到我，她跟我打了个手势……既然死神来这里找我，陛下，请允许我逃离这里，逃到远方的撒马尔罕。如果赶紧的话，我今晚就能到达那里。”话音刚落，他就纵身上马绝尘而去，飞奔向撒马尔罕。不久，哈里发走出宫殿溜达，他在集市的广场上也遇见了死神。“你为什么要吓唬我那位年轻健康的大臣？”他问道。死神回答：“我没想吓唬他，只是看到他在巴格达，我吃了一惊，冲他打了个手势，因为我今晚在撒马尔罕等他。”
　　那个黑发女人就是宿命。就像我在杜拉斯的文字里，不管我愿不愿意承认，有意无意间瞥见的是命运隐约幽微的神秘印记。某种契合。
 
    没有谁的日子

　　首先是创世纪的黑水，那也是我童年的风景：大海、潮汐、台风、稻田、有点咸的河水，一成不变又望不到尽头的远方。时间很缓慢，梅雨季节很长，绝望像冲破堤坝的海水，每年夏天总有那么几次淹没番薯地、晒谷场、门前的小桥、天井和一楼的地板，所以在接下来的晴朗日子，地板的缝隙里偶尔会冒出白色粉末状的盐花，有时还带着霉斑，给人一种无法摆脱的不真实感。
　　之后，我随父母去了山区，我也成了那个跟在哥哥屁股后头成天上树的孩子，捕蝉抓鸟满山跑……然后父亲病了，疾病越拖得久越容易让人看透世事炎凉，比纸薄的是命，也是人情。父亲去世那年，我11岁，童年结束了。葬礼那天，我没有哭，或许是太累，太麻木，或许是我已经知道，有些人，哭不回来。
　　母亲一直一个人拉扯我和哥哥两个，现实让她变得能干，要强，也很忙碌。哥哥不爱读书，常惹是生非，总不让她省心，多纳迪厄夫人的疯狂，我想我母亲也一定经历过，还有我看见的，也有我没看见的，脆弱。我从小到大都很优秀，大队长、三条杠、名牌大学、翻译、出书，但母亲并不感到骄傲和安慰，她的眼中只有儿子。
　　和杜拉斯一样，母亲占据我童年所有的梦境，有时候绝望铺天盖地，我躲在黑暗里会天真地想，不会再遇到更坏的事情了。了解我的法国朋友说我是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因为彻底，反而乐观。既然哭没有用，那就尝试微笑。潮水总会退却，许多情绪都可以摊在沙滩上，慢慢晾干。
    前年夏天，母亲死了，突发心肌梗塞，我在温哥华，改签了当天的机票飞回来也赶不及。失眠开始了，我终于发现，还有更坏的事情……突然，门关上了，我举着手，愣在那里，没有人来开门，以后，永远都是没有谁的日子。
       
    会写作的苍蝇

    2005年，我去了法国导演米歇尔·波尔特在普罗旺斯的山居小屋。2004年，她在那里拍摄了杜拉斯的《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她和杜拉斯是至交，参与过《印度之歌》的拍摄，还是国际杜拉斯学会的第一任会长。听着蝉鸣的夏日午后懒洋洋的，很适合聊天。每天米歇尔都会讲很多故事给我听，自然少不了杜拉斯讲给她听、之后写进《写作》的那只苍蝇的故事。米歇尔说她当时笑疯了，虽然一直都没弄明白苍蝇的寓意：在寂静中，杜拉斯突然看到和听到，在离她很近的地方，贴着墙，一只普通的苍蝇在作垂死挣扎。女作家走过去看着苍蝇死去，之后还把苍蝇死去的地方指给米歇尔·波尔特看，告诉她说有只苍蝇三点二十分在那里死去。“在世界某处，人们在写书。所有人都在写。我相信这一点。我确信是这样。/……/我们也可以不写，忘记一只苍蝇，只是看着它。看着它如何用一种可怕的方式在陌生、空无一物的天空中挣扎。就这样。”
    女作家在这只苍蝇身上看到了孤独的死亡，因为她的在场显得越发残酷。
    还有“它持续的时间，它的缓慢，它难以忍受的恐惧，它的真实。”
    每个人的真实。
    有时，我会想，我就是一只，会写作的苍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