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为人熟知的莎剧翻译家有朱生豪、梁实秋、孙大雨、方平等。或许是一种巧合，除方平外，他们都是在1930年代民族灾难的艰苦岁月中开始着手这一工作的，而方平亦是出生于这一年代。

    其中朱生豪、梁实秋、方平的莎翁译本都出过全集，而孙大雨的译作共有八部，以首创诗体翻译为人称道。朱生豪、梁实秋采用散文化的译法，孙大雨、方平采用传统的诗体。此外，中国读者熟悉的莎剧或诗歌翻译家还有梁宗岱、卞之琳、曹禺等等。

    不管是哪个版本哪位大家的译作，对于那个时代，乃至今天的我们，都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在莎翁诞辰45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让我们再次回首感谢这些“引路人”。

    朱生豪：以爱国之心译莎剧

    1942年，英国伯明翰举办了莎士比亚作品外国译本的展览，在日本的展台上，陈列着一套日本人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精装烫金数十册”，蔚为大观。而在这套全集旁边，则孤零零地摆着我国出版的薄薄一本《罗密欧与朱丽叶》，译者为田汉。对比鲜明，差距刺眼。

    这种文化之痛，其实有一个人早就真切地体验到了。这个人，就是在我国翻译史上享有盛誉的青年翻译家朱生豪。1935年春，朱生豪应上海世界书局编译主任詹文浒之请，着手准备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表面看来，他翻译莎剧源于詹文浒的鼓励，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他想借此对日本进行文化上的抵抗和反击。1936年夏天，他在给恋人宋清如的信中写道：“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Shakespeare（莎士比亚）译成功以后。因为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朱生豪情书》，信246）信中的“舍弟”，指朱生豪的胞弟朱文振，而“某国人”，指的正是日本人。其时，日本侵略者在军事上妄图占领全中国，在文化上嘲笑中国是没有文化的国家。国难当头，抱持着要成为“民族英雄”的信念，朱生豪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工作之中。

    自从“信、达、雅”的翻译标准的提出，无数的翻译家都力图做到既能符合原文的表达形式又能符合原文的表达内容。朱生豪在翻译莎剧时力求做到这一点，他的翻译体现出通过大量的意译来传达原作神韵的特点。

    朱生豪对词汇的调用、表达的处理，善于通过在中国语言中寻找合适的符号来保持原作的神韵，传达莎剧的气派。这也是至今他的翻译版本仍然持有很大影响力的原因。他运用多种风格，他会根据原文的格调不断转换语言的风格。朱译莎剧处处都洋溢着诗歌之美，他在用散文体翻译莎剧无韵诗体的过程中，注意运用汉语语言文字的音乐美，把中文诗词的平仄、押韵、节奏等特点和谐地运用到翻译当中。

    梁实秋：译作首重“信”

    如果说大陆的莎翁译本流传最广者当属朱生豪，那么台湾的莎翁译本读者最多的当属梁实秋。

    梁氏翻译莎著30多年，缘起胡适先生。1931年底，胡适开始掌管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翻译委员会，组织大规模的翻译计划，其中之一便是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原拟由闻一多、徐志摩、叶公超、陈西滢和梁实秋5人承担，预计五到十年完成，经费暂定5万。梁实秋立即动手翻译，拟一年交稿两部。可是另外4位始终未动手，于是这项任务落到梁一人头上。

    他自行规定每天译两千字，两月一本，一年译成五六本。在实际翻译过程中，因事务多，很难按计划行事。但梁却以惊人的毅力保证了译作的进度，有时因事未能完成预定任务，第二天加班补上。特别是后来身患多种疾病，他硬是坚持翻译。1967年8月他完成了37本莎士比亚全部戏剧作品的翻译，由台湾远东图书公司出版。梁实秋又用了一年时间译完莎士比亚的3本诗作。至此，40部的莎氏全集全部译完，前后长达38年。

    梁氏的翻译原则首先是存真。梁实秋译作的最早读者是他的妻子、女儿。她们读译作都感吃力，妻子程季淑建议改为流畅的中文，弄通俗些。梁说：“不成，莎士比亚就是这个样子，需要存真。”看来，在“信、达、雅”翻译标准中，他首要遵循的是“信”。不只是在语体上，对莎作中的淫秽内容也坚持存真，不作通常的删节处理。女儿文蔷偶读莎剧，感到其中猥语甚多，不便朗读，便提醒父亲在翻译中可否去荤。他告诉女儿早在1818年，Thomas Bowdler就把莎剧内太荤的部分全删了，编印了一部所谓“在家庭里可以朗诵”的全集。这种去荤的办法于是就叫作Bowdlerism。

    “莎士比亚与性”一直是莎学中一个重要命题。梁实秋认为，就莎剧中的淫秽之词，绝大部分是假借文字游戏，尤其是双关语表现的，通常是隐隐约约，并非常人所能欣赏的。朱生豪译莎剧时，将这方面内容，以及一些较为费解的地方删去了。据梁实秋估计，每剧约删去二百行以上。对此，他颇感可惜。他认为“莎氏原作猥亵处，仍宜保留，以存其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