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东村记忆对荣荣来说，也并不意味着一个统一体。“我不愿意回到当年，因为当年的时间太压抑与灰暗。我们追求的理想在公众看来是神经病。我们就像是盲流和过街老鼠。”在接受采访时和一次公开的对谈中，“追求艺术”带来的快感始终与“不被理解，物质贫困”引发的苦楚夹杂出现。

　　20多年前，张洹浑身涂满蜂蜜裸体走入肮脏的公厕、马六明则不断创造着自己男女同体的形象，将“性”直白地扔在人们眼前。如今，张洹和马六明早已转向装置领域。“张洹在上海有着一个工场，有100多人为他工作。”“马六明他们也都发展得不错。”荣荣这样描述他当年的伙伴，“时间过去了，每个人的变化都很大。”

　　当代艺术策展人董冰峰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说：“中国当代的实验艺术，基本上都能够在当年的东村看到雏形。而那时的艺术家的生活状态与今天完全不一样，他们每天都挣扎在贫困线上。”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被普遍认为是中国行为艺术的黄金时期，但比起架上绘画以及装置、影像等，这一艺术门类却未受到资本的重视。与当时许多画家的境遇不同，实验艺术家面对的往往是困窘的物质生活。到了2000年前后，在制造了一场场惊世骇俗的行为事件之后，大部分行为艺术家便悄然退场。

　　“当年的这些人在一起根本不为钱，当时也没有市场，我们只是想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荣荣说，“如果谁说钱，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人很俗，会和你翻脸。当年我们都很穷，但我们又都很清高。”

　　“这都过去20年了，当然会有很多不一样。我有了一个公共空间，每天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人。”荣荣依旧不是一个善于语言表达的人，但每到采访结束，总不忘为自己的三影堂和即将举办的群展作一下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