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自2世纪中期以降在道教信众中间已存在广泛的老子崇拜，但老子像却仅仅在250至300年之后才出现。在老子像出现之前的这3个世纪里，这位尊神是如何被表现的呢？这个问题或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提出：尽管这一时期不存在老子的人形偶像，但必然存在对老子的某种象征性表现，在礼仪建筑中确定其作为供奉和尊崇的主体身份。那么，这种象征形式是什么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有必要重读《后汉书》中对老子祭祀崇拜的最早记载。虽然这些记载已经反复为研究早期道教史的文章所援引，但我相信如果深入细致地阅读这段史料，仍能发现被忽略了的重要信息。对于这一事件的记载散见于《后汉书》的“桓帝本纪”“襄楷传”“西域传”“祭祀志”四章中，所记的是发生于165年和166年的一系列事件。根据这些文献以及郦道元《水经注?渥水》中的记载，165 年汉桓帝遣中常侍左绾和管霸为使节前往老子的出生地苦县，立祠供祭老子。同时又命令当地的官员兼作家边韶作《老子铭》，勒石立碑于老子祠堂旁。这篇文章后来被宋代金石学家洪适收入他所著的《隶释》中。文中将老子说成是宇宙的创造者，至高无上。次年，桓帝又将老子祭仪搬入皇宫，使这一宗教活动进一步升级。《后汉书》和《续汉志》均记载了桓帝于洛阳濯龙宫设祭坛拜老子和黄帝事。

    许多学者已指出这一系列事件是老子由一位历史人物变为宇宙之神的转折点，但我所感兴趣的是这一转变中的一个细节，即桓帝在166 年所立祭台的形式和意义。下面的文字是《后汉书》对这个礼仪场所的描述：“（桓帝）亲祠老子于濯龙。文罽为坛，饰淳金扣器，设华盖之坐（座），用郊天乐也。”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并没有提到老子的像，这个至高无上的道教神祇是以“华盖之坐”来象征的。是这个神奇的“坐”表示了老子的存在和神性。在古代中国，这种“坐”所标志的是一种“位”，其作用不在于表现一个神灵的外在形貌，而在于界定他在一个礼仪环境中的主体位置。

    这里，我需要放大讨论的范围，谈一谈“位”这个概念及其来源。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概念对于理解老子的早期象征性表现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也能帮助我们发现道教崇拜和其他汉代礼仪间的联系。大致说来，“位”是一种特殊的视觉技术（visual technology），通过“标记”（marking）而非“描绘”（describing）的方法以表现主体。我之所以称之为一种“技术”，是因为它给一个完整的视觉表现系统提供了基本概念和方法。如我在另文中曾说明过的，许多文本和图像都是基于“位”的概念而产生的。一个例子是收于《礼记》中的先秦文献“明堂位”，在界定统治者的权威性时依靠的并不是对他的实际权力的描述，而是要确立他被朝臣、诸侯、蛮夷首领层层环绕的中央位置。

    在宗教领域，在祖庙中祭祖时，祖先的神灵当以牌位示之。现藏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传李公麟作的《孝经图》中即有对这种场面的精彩描绘。图中的牌位并不是要描绘祖先形貌，而是作为其处所的表记。而祖先的形貌则需要礼拜者在为期三天的过程中来努力唤出，这种形貌因此是生者对死者的一个心理影像。所以《礼记?祭义》教导：“齐三日，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齐三日，乃见其所为齐者。”

    这种思想同样反映在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一件西汉早期绘画中。该画绘于一矩形锦帛之上，从题识和形象来看应该是表示“丧服”制度中亲属关系的一幅“图”，其中黑色和红色的方块代表同一家族中的不同成员，其谱系关系由他们的相对位置以及缔结他们的连接线表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抽象”的图表上方画有一个红色华盖，其意义应与这幅图特殊的宗教和礼仪性质有关。

    此外，《汉旧仪》中有一段对东汉皇室宗庙内部空间安排的很有价值的记载。宗庙中主要的供奉对象是汉代开国皇帝高祖，由帐盖下面的一个“座”象征。文中特别说明这个帐为一个“华盖”，而且祭器上还镶有金边——同样的用语也见于濯龙宫中对老子的祭祀。虽然汉代的宗庙早已不复存在，但与之类似的灵座在许多汉墓中可以看到。这类人为建构的空间在考古文献中鲜有提及，主要原因是“位”并不是一种可以归类定名的实际物件，而是由多种器物构成的空间。考古学者在发掘报告中通常将这些器物分别归入不同的“材料种类” （诸如金属、木制、纺织品）；而艺术史家常常以这些工艺品为例证， 去分析某个单一艺术传统的历史演进。在这两种研究中，“位”这个空间都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