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幽灵”

　　所有的问题，与问题对应的答案都能从殖民时代中找到。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想象的幽灵”给了何塞·黎刹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原初动力，也让苏加诺找到了反对荷兰人的民族主义武器。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以及宗主国本身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都让殖民地居民萌生了“民族”意识，这种上至国家权力下到文化教育的不平等，让民族主义在社会各阶层中都找到了自己的土壤。殖民地中接受宗主国文化濡染最深的群体，却往往成为民族意识最为高涨的文化精英，那些接受殖民者武装训练的本地下级军官们，在此时就成了推翻殖民统治的主力。但是，殖民化过程中不同的背景，也在文化精英与军事精英之间形成了某种天然的差距，这表现为日本占领时期接受军事训练的苏哈托、李光耀与日据时期试图“依靠日本实现民族独立”的苏加诺、昂山将军之间的鸿沟，这种距离也决定了他们本人与新兴国家的命运。

　　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民族主义”基础，它们让民族主义政治家获取无穷动力的同时，也在赶走殖民者后，使东南亚国家陷入了“后殖民”之殇。

　　按照英国殖民者的需要，缅甸的不同族群就围绕英国同盟，分成了“缅族官僚、基督徒克伦人警官和掸人贵族”，还有那些未开化的山地部落“克钦人”、“佤族”——至于华人，他们在哪里都控制商业。这种基于族群的社会阶级划分(固然与传统印度教的种姓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把阶级(职业)与族群严格对应，在方便英国殖民者进行管理的同时，却把问题留给了“后殖民”时代的民族主义政治家。主要社会权力机构被某些部族成员垄断，一方面阻碍了其他族群在社会阶梯上的流动，另一方面也为政治、经济的腐败提供了温床。再者，为了把这些权力垄断在族群内部，(尤其是少数显赫家族之间的)族内婚在所难免，这些政治婚姻在防止权力旁落的同时，也构成了菲律宾统治阶层的原罪。

　　最高军事长官出自传统时代那些武士族群，令他们在新的“多民族”国家中垄断了军事寡头的来源，这对多民族社会中的其他族群，无疑是种恒久的威胁(东南亚国家的“排华”运动，以及发生在“东帝汶”的杀戮便是真实的一幕；而远在卢旺达的胡图族与图西族之争，则是更残酷的警示)。出于这种恐惧，原先反殖民战争中的统一战线分裂，各部族之间曾被“民族”压抑的仇隙、纠纷，被新一轮不平等关系唤醒，部族武装首领自封为“将军”，缅甸的军阀政治就此萌芽。

　　东南亚的公民社会

　　面对“后殖民”时代的种种民族主义遗产，许多人付出了许多努力，超越阶级、超越族群政治的共产主义一度风靡这些前殖民地国家，但其无法消弭殖民时代在族群政治上留下的深刻烙印，也无法调和发展主义与“平等主义”之间的固有矛盾，只能给人们留下发生在高棉、雅加达、曼谷的红色梦魇，和“波尔布特的原型”。然而，另外一些与工业资本主义妥协的民族政治家们却发现，除了现代都市之外，他们还制造了数倍于此的贫民窟。与此同时，殖民时代的故伎仍在重演，“美国人玩世不恭地利用越南山民对付越南共产主义武装力量，利用基督徒摩鹿加人对付苏加诺政权；国际石油公司在独立后的缅甸赞助了族权叛乱，利比亚和马来西亚的马基雅维利们援助了南菲律宾的穆斯林兄弟”。

　　克利福德·格尔茨曾在“政治的过去，政治的现在：关于人类学之用于理解新国家的手记”一文中提到，“苏加诺对于交战中的日本的接近观察，大概是他生涯最有启示性的经历……”所有这些类似的经历构成了东南亚国家经由“民族主义”，通往现代国家道路上的重要阶石。

　　那些来自传统，来自过去的政治-族群结构，诚如安德森所言，确实“延缓了马来半岛上真正公民社会的到来”，但这也是东南亚社会迈向未来，迈向“真正公民社会”的契机和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