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美与丑共存。北方作家整体上偏向于塑造“小小男子汉”的英雄形象，老臣的笔下也有，但似乎更丰富些。除了盲琴师（《盲琴》）、小侉子（《蓝山》）、老开（《孤岛》）等小小男子汉外，还有普通劳动妇女“母亲”（《女儿的河流》）、干瘦的“爷爷”（《海裂》）、脸上有疤的“姚头儿”（《窖口有棵树》）……，男女老少、老弱病残一应俱全。外形上，他们都不美，或衰老，或赢弱，甚至还有巨大的生理缺陷，可在他们的心灵深处，都闪耀着动人的英雄主义美质。在儿童小说人物长廊中，以绿叶扶红花，以孬种衬好汉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一长串，可是将极美与极丑切割整合到同一生命体上，在人物自身丑的观照下让我们看到美的极致却是不多见的。再看看其他“第五代”作家，看看曾小春笔下丑陋封建却善良无私的“丑姆妈”（《丑姆妈，丑姆妈》），车培晶笔下跛腿自卑却在生命的紧急关头表现出勇气与爱心的“孩子”（《红麻山下的故事》）……，我们会发现，美丑共存似乎正是“第五代作家”在人物塑造上的一种新的追求。

    第二，平凡与崇高共容。老臣笔下的人物也不乏“非常态”下的壮举，如爷爷与大海的搏斗，姚头儿的舍身救人，但更多的，老臣展现的是人物普通平常的一面。老臣写的都是普通人。他们有着常人的欲望与需求，也有无法消除的缺陷和弱点，但他们平凡却不平庸。老臣笔下的乡村教师，如太校长、华老太、愣婶、拱桥，他们都没有70年代末于倩倩（《寻找回来的世界》）们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和辉煌业绩，可在他们的生活常态中，我们又分明看到了偏远山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宁静淡泊却不失崇高的胸怀。金乡长（《“初四”纪事》）的办初四班和老嘻（《炮台》）的复仇方式近乎旁门左道，可就是在这种违背常理的行为中，我们看到了金乡长造福一方的父母官本色和老嘻朴素的爱国情怀。更有甚者如大富（《火船》）和爹（《跑冰》），烧船、偷鱼是违法的，可是透过这些行为，我们又看到了人类历史长河中人的那种执著坚韧的生存意志。人物的同一行为，由于作者的多面逶视而获得了丰富内蕴，崇高便在这种二律背反中显现。

    第三，动与静结合。老臣笔下还有这样一些人物，他们在外形上极小极弱，仅仅通过他们与外界的有限交流已无法展露其内在美质。对于这些内倾型人物，作者便把笔触向内转，伸向内宇宙，控入他们心灵的深处。然而，这些“孤独者”的内心独白并非凝固不变的冥思苦索，而是静中的动——思中有故事、有人物的行动，从而以静带动。同时，这种思也不是漫无边际、信马由缰的意识流，而是动中有静——老臣抓住了人物内心视野中的“心理焦点”，思绪便 围绕这个点密密疏疏地展开，从而又以静控动。比如，《星星点灯》抓住了星星的渴望读书，《孤岛》围绕着老开对父亲又爱又恨的矛盾，《眼睛的寓言》中则是白捞儿对自然的由衷的爱。这个点是人物性格袒露的突破点和闪光精神的喷发点，正是通过这个点，人物向善的美好精神和向上的生命热情得以体现。

    90年代的中国文坛经历了80年代的“躲避崇高”后又回归崇高⑺。然而，这种回归已经不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体现了一种继承和扬弃——崇高的精神不只属于英雄，它同样在普通人身上闪烁。老臣写“反英雄人物”正是写普通人的崇高，他的“小小男子汉”不再如雨来、海娃、潘冬子般高岸伟大，充满理想主义激情；也不再是《寻找回来的世界》、《绿色钱包》中“迷途的野马”般失去理想、信念的一代。与同时期“女性的南方”比，她们的人物显然更清丽、明朗、干净。然而，她们与他们和90年代的大文学一样，都喜欢关注普通人，喜欢写普通人的闪光和崇高。这是社会时代使然，也是儿童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

感伤情绪
    当我们在欣赏老臣作品粗犷与雄浑的阳刚之美的同时，我们又总是被作品中透露出的另一种情绪缠绕着，一种内的的、深沉的然而又是真实存在的东西——感伤情绪，始终在他的作品中浮现。

    感伤来自一种忧患意识，来自老臣对辽西的爱的注视和理性审视。它缘于对历史的反思，对我们民族所走过的那些日子的回忆，如《炮台》、《书怪》；它是时代的苦闷，反映了在辽西这块贫瘠的大地上，人们对新生活坚韧而又苦涩的追求，以及暂追求不到时产生的忧郁和迷惘，如《星星点灯》、《蓝山》；它又是社会转型期，在商业大潮冲击下人类美好情感失落的悲哀，如《眼睛的寓言》、《火船》。淡淡的忧患来源一个时代的辛酸，一种生命的悲楚和对人生厚重的感悟。

    感伤是悲剧的一种宁静平和的表现形式。这种情绪自然不同于“女性的南方”写青春少年的诗意成长，也不同于“伤痕文学”为了激发读者崇高的思想感情而对历史的激愤控诉。老臣的感伤与其他“男性的北方”也有所不同。老臣写贫穷，写灾难，写心灵成长的曲折漫长，精辟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颤动，但他能在沉重中幻化出轻盈，在悲凉中写出壮阔的色彩，呈现出一种健康的、明朗的、积极向上的整体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