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年间书信里，每一个读者都能发现不少鸡同鸭讲的地方，不少自说自话的晦涩的段落，在彼此的回信里，除开那些以常理度之有点肉麻的赞美，他们很少露出彼此“酬唱”的味道。这种情况，或许根源于一种自觉的孤独意识。他们在通信里探讨彼此的诗歌（主要由茨维塔耶娃牵头），往往是打破某种精神“冷场”的努力，避免之后各人又各自沉浸到与各自的缪斯的耳鬓厮磨之中。但是，只要有任何一个机会，茨维塔耶娃都会表露她那种对省略号远甚于句号的钟情。就在7月6日这封信的末尾，茨维塔耶娃再次表白了她的“爱”：“可以吻吻你吗？这可不比拥抱大，而若要拥抱且不接吻——则几乎是不可能的！”

    同为俄苏人，帕斯捷尔纳克与茨维塔耶娃之间虽然彼此欣赏、爱慕，见面的次数却屈指可数。他俩在十月革命后的通信最为火热，帕氏甚至一再表白说，要抛妻别子,到巴黎来和她聚首，但仍被茨娃热情洋溢地拒绝了，因为她不相信如真的见了面，还能“拥抱且不接吻”。帕斯捷尔纳克也明白，茨娃的距离感和区分意识，是他俩——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根本分别所在。对同一个顶礼膜拜的对象，男诗人在第一次（1926年4月12日）给里尔克写信时高呼“敬爱的伟大诗人！……我把我的性格的基本特征和精神生活的全部积累都归功于您。它们是由您所创造的……”而女诗人说的则是：我爱你，但是，“我对你的爱已分化为日子和书信，钟点和诗句。”（1926年6月3日）

    于是，当里尔克死时，茨维塔耶娃让她的省略号继续下去：她写出的信，字字句句就仿佛里尔克依然活着，好像一条绳子新打了一个结后继续伸向远处。而帕斯捷尔纳克，他那纪念里尔克的《安全保护证》却结束于对马雅可夫斯基自杀及下葬的记忆：“说真的，这个人对这个国籍来说是唯一的公民。其余的人也斗争过，也牺牲和创造过生命……然而他们都是逝去的那个时代的土著居民。”似乎很难判断，他把对里尔克，那位德语、诗和死亡的唯一化身的缅怀，托付给了这种清冷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