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6年，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和里尔克，三位诗人之间通了整整一年的信，仿佛是这种奇特的关系，维持着里尔克病入膏肓的身体，让他直到那一年的12月29日才撒手人寰。打开这本被冠以《抒情诗的呼吸》的著名通信集时，我率先找到了茨维塔耶娃在12月31日写给里尔克的那封悼亡信，天底下没有几个人，会在明知收信人已不在人世的情况下，仍然执着地写去书信的，但没有这一点，这一厚摞书札就会缺少一个“基调”（套用帕斯捷尔纳克最爱用的音乐语汇）。

    “亲爱的，既然你死了，那就意味着，不再有任何的死。”茨维塔耶娃在这封信里写道。“既然你死了”，轻灵地就仿佛收信人去了远方。她和帕斯捷尔纳克都认为，里尔克不是一个诗人，他就是诗本身，相应的，他的死也就等于那个大写的“死”，一种不需要凡人的呼天抢地来庆贺的存在。“亲爱的，爱我吧，比所有人更强烈地爱我吧，比所有人更不同地爱我吧，”她情不自禁地写道——接下去还有更加奇特的措辞：“别生我的气——你应当习惯我，习惯这样的女人。”

    茨维塔耶娃对爱的理解是典型诗人式的，按《抒情诗的呼吸》的编者的解释，在她的眼里，“一个理想的（即遥远的、难以企及的）爱人形象比一个亲近的、真实可触的人更为珍贵。”这还不是世俗所理解的“柏拉图式”，而是“无手之握，无唇之吻”，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悬浮在文字及其中的意象之中，要靠足够的敏感去把握。事实上，帕斯捷尔纳克1930年在回忆散文《安全保护证》里回忆里尔克的方式也是类似的：他从对1900年夏天（那时他年仅10岁）跟随父亲邂逅里尔克和情人莎乐美的场面的印象开始写起，写那两人如何来到车窗前，如何到包厢来拜访，及最后如何辞别。

    但是，这一节过后，帕斯捷尔纳克就离开他的偶像，去讲述自己其他的片断了。他的回忆不单是为怀念里尔克，而是要解答自己的问题：诗从哪里开始，诗如何从真实的生活里产生。他的答案，就是自己所有这些“有意信手拈来”的生活印象，是由片断拼凑而成的，是从掉队的、落伍的、剩下的东西——也就是他这些经过着色与弹奏后的点滴追述——里涅而生的。他从未提到过，有哪一桩事情促使他进入后来让他垂名史册的诗歌创作，是在不连续的、偶然的事件之中，加上对这些事件的层层叠叠的反刍后，他明白了诗歌（艺术）何谓，诗人（艺术家）何为。

    可以说，从未完成的真正的“抵达”，是三位诗人之间交往的主要特征——帕斯捷尔纳克对里尔克只有那童年的一点印象，而茨维塔耶娃甚至从未见过里尔克一面。1900年在见过了帕斯捷尔纳克一家后，里尔克就想带着妻子去俄国过日子：他崇拜那里的一切，特别是以俄语为载体的文学，这花费了他两年的时间去精心研习，最终和他的德语、法语一样流利，他还像帕斯捷尔纳克把《浮士德》译成俄语一样，把许多俄国文学译成了德语。

    然而，里尔克最后也没有“抵达”心仪的俄国，因为他无法在那里找到工作谋生。他选择去了法国，给罗丹当了一段时间的助手，后来便有了那本有名的《罗丹论》。与之相应的是，两个俄国诗人也对德国文化仰慕已久，1906年随全家第一次去过柏林后，帕斯捷尔纳克说：“柏林给我的印象是少年们的城市”；六年之后，他又去马尔堡夏季培训班里进修，在那里，“天才的柯亨”创建了马尔堡学派。茨维塔耶娃也是童年随家人去过柏林。到1922年，两人一前一后相继在柏林住了一段时间，却没能在那里见面，只是保持着书信联系。不知是否天意要成就一段至纯至粹的文学佳话，“抵达”和“相遇”对他们而言总是停留在一个未完成的状态。

    我认为，正是因为总是缘悭一面，而在书信往来之中又颇多误解，所以，这三位文字和想象力的魔术师都对语种的隔阂十分敏感；他们最大的共识是：选择做诗人就意味着做一个世界公民，做所有民族的人。里尔克曾说，他的志向就是用一种最高境界的德语来写作，但是，他到了暮年仍然感到，自己有必要用俄语来执行一些德语无法承担的表达任务。茨维塔耶娃在1926年7月6日给里尔克的信中也说，她认为歌德关于“用外语创造不出任何出色的作品来”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不是一个俄国诗人，当人们这样称呼我时，我便会感到莫名其妙。”因此，里尔克写了《致俄耳甫斯十四行》后，茨维塔耶娃就将他本人同俄耳甫斯等同了起来：“俄耳甫斯炸毁了民族性，或者说，他大大地拓展了民族性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