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史论家蒋星煜先生在完成了《西厢记》版本研究的巨大工程之后，转入《桃花扇》传奇的研究，并于近期出版了他的新著《〈桃花扇〉研究与欣赏》。此书汇集蒋先生近二十年来所作《桃花扇》论文三十余篇，合计约二十万字，内容丰富，在《桃花扇》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拓展，还澄清了不少问题，是一本《桃花扇》研究的力作。

    孔尚任著《桃花扇》传奇比起同时代的《长生殿》来，作者思想和作品倾向似乎更复杂些，所以人们对它的评价产生更多分歧，在“左”倾思想泛滥的年代，甚至有人全盘否定《桃花扇》。好在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始，那些极端观点受到应得的批驳，正常的学术讨论得以展开。《〈桃花扇〉研究与欣赏》(以下简称蒋著)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结出的硕果。

    蒋著对于自民国以来《桃花扇》研究中比较有影响的著作一一给予评说。其中对董每戡先生《桃花扇论》最为推崇，认为在质量上它是最突出的，赞赏董先生对《桃花扇》的总体评价——“一部表现一个民族的大悲剧，而且是出色的剧作”。蒋著认为《孔尚任评语》的作者徐振贵教授乃是孔尚任及其《桃花扇》研究“成就最为显著的学者之一”，徐编《孔尚任全集》搜集孔著齐全，有助于研究孔尚任生平，有助于研究古代文人出世、入世以及因文字而得祸福的历史现象。蒋著对梁启超和王季思等两本《桃花扇》注释给予充分肯定，并指出梁著同时勾画出了他的历史剧理论的大体轮廓。蒋先生十分尊重他人的学术劳动，当然若有不同看法，也能直率地提出来商榷。

    蒋先生评论《桃花扇》的专文编排在“创作过程与创作思想”和“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两个专辑中而置于卷首。我觉得关于《桃花扇》三易其稿的过程和创作思想的论述是蒋著最具独特见解因而最值得重视的部分。其研究途径之一是剖析孔尚任所作《小引》、《小识》、《本末》、《凡例》、《考据》、《纲领》六篇自序，以往尚无人如此深入地探讨过此六文。其研究途径之二是查证了《本末》中提到的刘雨峰其人，他是孔尚任交谊最深的友人之一——宝应诗人刘中柱，蒋先生读到了记载诗人与孔尚任交往和观看《桃花扇》演出的诗作，从中获得宝贵的材料。

    蒋著指出孔尚任的创作思想受着孔子学说的深刻影响，孔子“夷夏之大防”和“君臣之大义”思想为孔子六十四代孙孔尚任所同时奉行。一方面，明末清初顾炎武等学者的民族意识，“族兄方训公”、“舅翁秦光仪”所述南明遗事与孔子“夷夏之大防”说结合起来，促使孔尚任撰写了《桃花扇》传奇；另一方面，孔尚任有幸在御前讲经，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破格授予国子监博士职位，又与孔子“君臣之大义”说结合起来，促使他撰写了《出山异数记》:孔尚任要兼得鱼和熊掌，就此陷入深重的矛盾之中。结果，“夷夏之大防”的艺术结晶《桃花扇》传奇成功了；实践“君臣之大义”说却终于被不明不白地罢官，《出山异数记》至今受人批判，以至于累及《桃花扇》的评价。

    关于《桃花扇》三易其稿的过程，蒋著作了生动的描述。《桃花扇》初稿成于孔尚任隐居石门山时，虽然创作素材不少，却因为缺乏切身感受，更因敏感的题材不容于民族矛盾尖锐的政治文化环境，故携游京城，遭到冷遇。《桃花扇》二稿的加工修改，是在孔尚任南下治河期间，他于工余凭吊扬州、南京一带历史陈迹，访问遗老隐逸，校对题材中的史实，加深对题材的感受。由于《桃花扇》的精加工，也由于康熙南巡到治河工地特地召见孔尚任，提高了他的身价，《桃花扇》遂受到王公荐绅的追捧。蒋先生相信，《桃花扇》二稿许多唱词和孔尚任在扬州、兴化、南京时所写诗词在内容上、思想感情上，甚至在用词造句上相似、相同之处甚多。兴亡之感的抒发恐怕也已达到某种极限，再不稍事收敛，难免遭文字狱的灾难了。于是，兴亡之感也只能略为淡化，否则，就不必在己卯之六月再写三稿了。

    正当孔尚任再次改稿时，遇到了一件突发事件。《本末》云:“己卯秋夕，内侍索《桃花扇》本甚急，予之缮本莫知流传何所，乃于张平州中丞家觅得一本，午夜进之直邸，遂入内府。”蒋先生以为此言不可信。《桃花扇》广为传抄，不可能作者手头不留底本，何况他正在进行修改。兴许从“秋夕”至“午夜”内侍索本的两个时辰里，作者仓皇之间删改了一些太尖锐的文字。这个呈御的本子就是传世的《桃花扇》第三稿。这个判断的佐证便是刘中柱《又来馆诗集》卷四《观〈桃花扇〉传奇歌》。刘诗所叙剧情梗概，多处不同于现本。如关于史可法殉国，诗叙“英雄血洒杨柳堤”，是说史可法战死于扬州，符合史实，却不同于现本《沉江》。很可能刘中柱观赏的《桃花扇》演出是其二稿。蒋先生研究王作中察微知著的能力和活跃缜密的思维令人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