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我收到90高龄的戏曲史家、文学家蒋星煜先生寄来的《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阅后深感这是值得文化人一读之书。他写这部书时才20岁，受到学者梁漱溟先生的关注，并在《中国文化要义·绪论》中说:“蒋星煜先生著《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指出‘隐士’这一名词和它所代表的一类人物，是中国社会的特产，而中国隐士的风格和意境，亦绝非欧美人所能了解。”过了70年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可见它的价值。记得有一年，我收到他一口气出版的4种书，近百万字，煌煌巨著，堪称奇迹。这是一种怎样的毅力，怎样的非凡。怪不得在上海举行的蒋星煜先生学术创作活动65周年座谈会上，有人戏称他为“妖怪”。妖者，凡人难以企及也。

    蒋老出名很早，抗战时期已从事新文学活动，显示出不凡的能量，尤其是文学评论，我曾找来读过，洋洋洒洒，说理透彻，文气极盛，自然流畅，令人信服。1944年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一版半长文《东北作家论》；1945年在由陈原主编《民主评论》刊发长文《论〈华威先生〉》，至今仍作为研究张天翼的重要资料；同年在《新文艺》上发的《论阿Q周围的人物》，竟然在2000年被人民教育出版社入选高三语文教科书，可见影响之深远了。蒋老还写出一批有品质的散文，如1941年撰写《威尼斯的忧郁》整版刊发在孙伏园主编的《中央日报》副刊上，还有《祖国怀念者》、《荒漠琐记》等。
 
    我知道蒋星煜先生大名是“文革”之初，记得当时有篇署名丁学雷的《〈海瑞上疏〉为谁效劳》批判蒋星煜的文章。我以批判为名，向学校图书馆借来那本薄薄的《海瑞》读了起来，觉得蛮有味道，那年我才15岁，心里还暗暗佩服海瑞为民请命的精神。粉碎“四人帮”后，我看到蒋老不少戏剧评论文章，字里行间洋溢着澎湃的激情，以及他的睿智和活力。特别是《西厢记》研究尤为突出，怪不得他将自己的书斋取名为“西海书屋”。西者，古典名剧《西厢记》；海者，明代清官海瑞是也。

    我第一次与他见面是9年前在《上海作家散文百篇》一书的签名活动时，当时有近70位作家前来光明中学签名。蒋老是前来签名的第三位年长者，徐中玉、钱谷融先生之后就数他了，他正患着感冒，还是由女婿陪同而来的，他热心于公益事业，是最早来到的作家。此书6册签名本，拍卖获得善款18.8万元，全部捐献给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后来在作协活动时，我们有机会经常见面，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华师大为庆贺徐中玉九十华诞那次。蒋老衣冠楚楚，依旧来得较早，旁边座位空着，我向他请安并在他身边坐了下来，想不到他对我研究古陶瓷十分关注。他说:“我对古玩也喜欢，我的老邻居是古玩商，解放初我曾参与军管会文艺处查处文物工作。你写的鉴赏古陶瓷文章，开创考古新文风，通俗易懂，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都很强，还有文采。你撰写《寻访中华名窑》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至今还没有人这样做过，功德无量。过去顾颉刚、夏鼐等考古前辈都用半文不白的语言写考古文章，顾颉刚等学者因是从旧学过来的，情有可原。现在考古学者写的文章，也摹仿，实在是个误区，有的甚至认为自己的文章别人读不懂，说明学问高深，其实不然。考古学者应从高楼深宅里走出来，面向大众，并为读者所理解所接受，这才是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你要注意写文章所用的史料必须准确无误，处理好与考古界同仁的关系，主动和他们交朋友并逐步得到他们的认同。”这些话可谓语重心长，对我教育帮助很大。

    说到蒋老，海瑞总该谈一下的，有关海瑞的事不仅影响了蒋老人生，也影响了中国现代史的进程。蒋老说:“研究海瑞，一开始坐了三年冷板凳，写出了历史人物传记《海瑞》。1957年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59年，据说当时毛泽东主席提出，要大家学习明代清官海瑞的刚正不阿的精神，海瑞忽然成了大热门，于是又有关于海瑞的小说、戏曲研究、文集版本等各方面的约稿。《解放日报》请我写《南包公海瑞》和《李世民与魏徵》的文章。发表时倒并没有受到什么责难，可是‘文革’一开始，这两篇文章即被打成‘大毒草’。凡是提到海瑞都遭殃，我写这篇文章自然也埋下了祸根，从此陷入苦难的深渊，被批斗、隔离，家庭也遭株连。所幸的是当时的领导主动承担了责任，才使我勉强过关。直到‘文革’噩梦结束，在《解放日报》老总编辑魏克明同志再三叮嘱下，写了《魏徵精神何罪之有》。刊发时，魏克明同志在病榻上还专门为此文写了‘编者按’。”此后，蒋老又重新信心百倍地拿起笔来，一口气为《解放日报》写了《司马迁》、《刘邦、萧何与韩信》等历史小说。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蒋老还陆续在《解放日报》主办的《上海小说》上发表了《捉刀人曹操》、《柳公权书法谏君》等历史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