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确实是拿了欧洲的经验来规范别的民族。例如他拿基督教来衡量中国，说中国没有宗教，中国人不懂得自由。这种观点今天的历史学已经作出修正，人类学研究表明原始部落的信仰中，也都包含了不同形态的理性。今天大部分人已经同意，历史并不是必须遵守一个模式发展的，欧洲的经验可以参照，却不应模仿。黑格尔的史观当然是必须克服的，但是他从欧洲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理性和自由，却是我们不能抛弃的。如果我们不读黑格尔，不理解本意，连批评他的资格都没有，更遑论超越。所以即使在最后的意义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仍然值得一读。
    最后，还是想到了译者王造时教授。因为译本中没有任何王先生的信息，爰就方便所及，抄录些许，以飨读者。王造时（1902－1971），江西安福人，与罗隆基同乡。1917年考取清华，参加组织了清华的“五四运动”。1925年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留学，1929年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在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任研究员。1930年回国，任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长兼政治学系主任，开始发表抗战言论。1936年11月，因参与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活动，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一起被捕，史称“七君子事件”。1946年在上海创办自由出版社。1951年起，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1957年被划为右派。
    1932年，王造时因主编《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等杂志，被指为“言论荒谬”而停止教职。可能很早就动手翻译，但《历史哲学》的定稿应该是在这一失业时期完成的。当时他除了以留学博士的名头挂牌当律师外，真正能够赚钱谋生的是翻译名著。这几年里，他还翻译了莫瓦特的《现代欧洲外交史》(1934)、《近代欧洲外交史》(1935)，莱丹的《美国外交史》(1936)，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践》(1937)、《在危机中的民主政治》(1937)等，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我们知道，从严复以来，为商务印书馆翻译西方名著是能赚钱的。
    “五四”一辈的王造时，一生持政治自由立场，从事西方政治学研究。中国若有自由主义者，他应是老前辈。五十年代取消政治学、社会学，他和另一位著名社会学家陈仁炳一起落户历史系。不知是否当初就是因为了翻译黑格尔《历史哲学》，戴上了这顶“历史”帽子，才被归到历史系的。可惜1971年被迫害逝世，我们都无缘受教。

    *|||F color=#0000C0  face=楷体_GB2312 (1949年后，“七君子”大多腾达，惟王造时境遇颇不洽，一人留在上海。据2001年第6期《世纪》杂志冯英子《我与王造时先生的交往》，王先生虽顶数项头衔，但因曾有反对订立苏日协定的言论，有反斯大林之嫌，不得重用。夫人郑毓秀；两个儿子：均陶和经枢；两个女儿：海若和海容。均陶、经枢和海若先后患神经分裂症驱使，海容也在“文革”中被迫害死去。此又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