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凡看到题目新颖的著作，读者们想必感觉如获至宝：期待读到一部富有创造性的学术作品。我初见本书亦然，但读后却陷入了沉默—不是源于期望落空的情绪，而是因某种东西欲寻不见。后来某日读到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生命政治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所引用的一句话，方释然长叹：原来如此。在一次讲座的开始，为分析近代西欧国家行事的理由，福柯引用了一位叫贝伦森的艺术史家于暮年时说出的一席话：“上帝才知道我是否害怕原子弹把世界摧毁，但至少有一件事我同样担忧，那就是国家对整个人类的侵犯。”福柯概括说，这是“一种国家恐惧症的最纯粹、最清晰的表达”，并且这是“我们所熟悉的主题。”国家，准确地说是对国家的认识，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欲寻不见”的东西。

    在福柯看来，这种对国家的恐惧症状历久弥新，但20世纪的独特经验—包括1920年代出现的苏维埃、德国纳粹主义、战后英国的计划运动—使得这种症状的易感人群对“国家”，对以国家为工具的专制、暴力、独裁敏感异常。既然患病，那么除非自暴自弃，人们自然会去寻医问药。结果，法律与秩序的关系得到了反复的探索，“法治国家”最终成为对症的处方。对于粗通近代政治思想史的人们而言，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不过，福柯却更进一步。通过对“疾病”、“犯人”、“疯人”等一系列近代西欧国家出现的范畴的研究，他得出结论说，“国家没有本质。……国家只是一个多重治理术体制所带来的可变结果。”福柯在何种程度上推进了人们对国家的理解，并非这里关注的问题。因为，中国学者、读者面临的问题可能完全相反：对国家的无意识。

    问题正出现在这里。当福柯说这种“国家恐惧症”是“我们”所熟悉的主题时，有多少中国学者可以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属于“我们”的一员？又有几人堪称“熟悉”这个“主题”？这么说绝非苛责中国学者未染上“恐惧”重症，而只是想低声询问：中国学者缘何近乎先天性地丧失了对国家的免疫力？—这里的“中国学者”自然是指部分而言，而非一个不漏。当他们面临各种问题而诉诸国家时，他们如何未曾想到：问题可能正是国家所造成的，国家正是他们面临的问题？他们的观念中并非没有国家；但那是一种与“国家恐惧症”全然不同的东西，用“国家幻想症”命名之，庶几可得其神髓。通过幻想，“国家”被抽象为正确、正义的代理，一种实现幸福的手段；另一方面，通过幻想肩负国家建设的重任，与国家融为一体，学者们自己也光荣、伟大起来。

    这种“国家幻想症”的表现形式林林总总。在学术研究领域，它表现为学者对“国家框架”—诸如“国家视角”、“国家建设”、“国家任务”—无反思、无批判、甚至是无意识的设定。这种状况反映了学者对“国家”性格与品格的不理解。“国家”究竟为何物？熟悉近代政治思想的人们会说，那就是源于近代西欧的“民族国家”（或“国民国家”）。—不错；但问题在于，这个说法是如此粗糙，以至于它非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掩饰了问题自身。在人们熟悉的历史叙述中，民族国家的诞生通常被刻画为一部英雄史诗；国家被视为统帅子民们进行反抗、进行建设、追求繁荣的某种行动的、人格的化身。于是，以这个“（民族）国家”为前提的研究，充斥了最近三十年来人文社会科学、诸如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借助这个未被质疑的、因而是可疑的“国家”框架，我们的生活诚然得到了某种刻画，得到了某种有序化；然而，我们因此而付出的认识上的代价，却不可胜数。

    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看，上述情形可以说是“神义论”在世俗化社会中的经典表达。如同上帝一样，国家被视为永恒正确的行为者；即便显而易见的过失或差池，也被解释为国家“正义”的某种体现—这个有着神性的国家会发怒，会让人恐惧，让人费解，但其根本目的却是将正义带给人间。它让人敬畏，因而让人幻想，让人感到安慰。

    这样一来，这个结论就水到渠成了：“国家恐惧症”与“国家幻想症”原来竟是亚努斯的两副面孔；人们因恐惧而幻想，因幻想而恐惧。不过，这两种症状的临床表现和最终结局却截然相反。前者激发人们揭示国家的本来面目，因为恐惧来源于无知；克服了恐惧，就有了过上真正幸福生活的可能。而后者却将希望寄托于国家的善意自身，通过希望、憧憬、信仰来克服恐惧，换取虚假的幸福。人类迄今为止的经验表明，前者将人们引入理智的世界，让人们至少过上尘世体面的生活；而后者却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