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从文学本体方面谈一些主要看法。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本土化的叙事变得越来越突出了，如何讲好中国的故事变成了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以乡土叙事为例，这几年的一些乡土作品虽然没有达到令人十分满意的高度，但有些作品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例如《生死疲劳》中体现出来的奇思、变形和想象还是值得我们去回味的。贾平凹的《秦腔》，写得那么实，那么黏稠，主要依靠生活的细节和原生态缓慢向前推动。我读了以后一个最突出的感觉是它的无名状态，也就是我们不能用一种简单而鲜明的东西来概括它。其实这部作品还是有其文化内涵的，一个是土地，一个是秦腔，前者是乡土的象征，后者是文化的象征，都是盛极而衰。铁凝的《笨花》走向了宽广和诗意，体现了华北大平原特有的审美意象，反映的是普通老百姓平凡的、不惊不乍的世俗烟火，作者摆脱了传统的和她之前固有的视角，表现出一种难得的概括力。又如阎连科的《受活》，也不是很好读，作者在试图探索一种惨烈化的中国式叙述。阿来的《空山》写的是藏文化的解体，但他强调的是共通的人类性的视角。乡土叙事是现当代文学中传统最深厚的一片领域，对我们的文学非常重要，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但它主要体现在纯文学作家中。而现在书店里最畅销的是面向城市的东西，比如犯罪小说、官场小说、言情小说、校园小说、青春小说、科幻小说、玄幻小说等等。都市叙述与乡土叙述，不是互相取代的关系。最近读到杨斌华的《文学“乡土”：理解与返回》一文，其中涉及的启蒙、阶级、田园三种乡土叙事类型的归纳以及对新的乡土叙事的期待，我觉得非常好。我也希望有第四种叙事，就是不再局限于现当代传统资源之下的叙事，而把目光投向新的在乡村中诞生的具有现代性的健康的个体和文化人格。 

    在这里我不能不提到“亚乡土叙事”。现在中国实力派作家里大约百分之六十的人在写这类东西，我们认为比较好的中短篇小说家都在写这类东西。何谓“亚乡土叙事”？就是指当前一大批笔触伸向城市，不再显得“纯粹”的准乡土文学，这类作品一般聚焦于城乡结合部或者城市边缘地带，描写了乡下人进城过程中的灵魂漂浮状态，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农民必然经历的精神变迁。与传统的乡土叙事相比，亚乡土叙事中的农民已经由被动地驱入城市变为主动地奔赴城市，由生计的压迫变为追逐城市的繁华梦，由焦虑地漂泊变为自觉地融入城市文化，整个体现的是一种与城乡两不搭界的“在路上”的迷惘与期待。城市是当代中国价值冲突交汇的场所，大量的流动人口涌入城市，两种文化冲撞，从而产生的错位感、异化感、无家可归感空前强烈。在乡村，谁也没有办法抵御现代化浪潮的席卷，离开乡村的年轻人再也不愿意回去，不但身体不愿意回去，精神也不愿意回去。而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学有多少已经把这个现实写出来了呢？真正表现流动人口内心感觉的作品我觉得还很不够，实际上中国今天的农民是在被动地“自我现代化”。这种乡下人进城的小说，写的应是农民主体的变化，他们是一些“在路上”的农民，是一些正在“自我现代化”的农民。乡土记忆在强大的现代化的冲击下变得支离破碎。乡土记忆的祛魅化——使得在乡下的人也大量地丧失了农民性，成为城市欲望主体的异型。这一块是新世纪文学很重要的方面。 

    还有一点是日常人的再发现。这涉及到我们对人的理解，它不同于八十年代我们对人的那种理性的理解，也不同于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对人的原生态的理解，也不同于九十年代欲望化的人，而是日常化的人。指的是在和平的、世俗的日常化生活中，怎么去发现丰富多样的人性。当然也不排除那种突发性的、爆发性的表现。在此顺便说一下“身体写作”问题。有的人把身体写作等同于性描写，其实是不完全的。身体写作或“躯体写作”最早是由女权主义者提出的。强调身体的再发现。身体曾经在我们的文学中缺席，如在十七年文学中，在阶级斗争文学中。现在身体回来了，但身体是如何回来的呢？这个问题很复杂，它与女性写作纠缠在一起。在一些大家热知的身体写作中，表现的是女性的性别意识的发现，企图用身体来反抗男性话语。可之后的某些作品越来越走向了极端，只突出了写性，缺乏一种精神的维度，这实际上是在降低女性的地位。仅仅把女性作为一个性的符号，而忽视女性对于社会财富的创造，对于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是偏执而狭隘的。其实身体并不忠实于人，身体是会衰老的，一味依恃身体，必将带来自身价值的失落。在今天的许多作品中，女性仍然处于被男权文化塑造的地位，这是很可悲的，但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所以新世纪文学如何在这一领域增加它的人文内涵，增加它的审美深度我觉得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