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经常会谈到文学的物质基础及其思想文化背景，谈到现在文学的生产机制和运行模式等方面的变化，但我今天想着重谈一下当下文学的精神资源，当下中国作家的精神状态，以及进入新世纪以来创作上的一些重要变化和创作中的重要缺失。 

    直面当代文学的不和谐音 

    近来文坛上比较热闹，出了不少花边新闻，让人看了感到遗憾甚至悲哀。但要看到，大部分中国作家还是心存神圣，在自尊地、艰苦地、大胆地探索着，辛勤地创作着，也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 

    最近有记者问我对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等言论的看法，还有的问我对于网上流行的“中国文学已经死亡”、“中国作家已经死亡”、“中国评论家已经死亡”、“中国文学理论已经死亡”、“中国教授已经死亡”等“十大死亡”的看法。这被称为“垃圾论”和“死亡论”。顾彬的话后来有所澄清，但主要意思还是清楚的。问题都提得非常尖锐。我觉得下一个“悼词性”的整体否定的结论也许比较容易，而我更欣赏的是一种分析的态度，一种能就具体问题提出真知灼见的批评态度。我希望尽可能多看原作，在真正了解中国文学品性的基础上再去下结论不迟。其实这些激烈的言辞里不无合理的成分和某些严酷的真实，也涉及到了当前中国文学面临的危机问题。 

    去年七月，我发表过一篇题为《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的文章，谈的也是问题和危机：比如，生命写作、灵魂写作的缺失，正面精神价值弘扬的缺失，精神超越性的弱化，原创性的缺失等等。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不能简单地说中国文学已经死亡了，或者只剩几个诗人值得一提。比如，说《狼图腾》是宣扬法西斯主义，有没有道理呢？有一定道理，但未免失之偏颇。这本书的文化宣言部分破绽较多。我曾写过《〈狼图腾〉的再评价与文化分析》，批评得也非常尖锐，认为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还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如果没有上帝，人啊，是什么都可能做的”，指出滑向极端的危害性。因为书中认为中国的人种狼血太少了，羊血太多了，如果改换一下血液配方，让狼血多一点，转换成狼文化，中国人就厉害了，这当然是错的。但是，细读文本，又不能不承认，在生态层面和形象层面，它对文革期间的瞎指挥，粗暴的行政干涉对草原的破坏，人与大自然关系的思考，以及狼的团队精神和狡黠凶顽的野性方面的精彩描绘，富于原创性，能带来一些震惊化和陌生化的效果。这也是《狼图腾》吸引很多读者包括外国读者的原因。 

    今天我们讲精神生态，也并不是要下个什么样的结论，而是分析今天中国文学所面对的问题。近来文坛上比较热闹，出了不少花边新闻，什么“裸诵”，“乞讨”，“梨花体”之类，让人看了感到遗憾甚至悲哀。但要看到，大部分中国作家还是心存神圣，在自尊地、艰苦地、大胆地探索着，辛勤地创作着，也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 

    我注意到，胡锦涛同志在不久前举行的全国文代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潮，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的软实力，“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这才是站在世界和全球的高度上看问题，不是那种局囿在国内的眼光。站在世界的高度，那就要追问我们文学的国际形象怎么样，国家的文学魅力怎么样，以一种新的标尺来要求。事实也是这样。比如今天一个微妙的变化是，很多中国作家不再将世界文学简单视为西方文学，那种与西方文学潜在的隔阂甚至对立心态发生改变，向着共生共融方向行进，也把自己视为世界文学的一分子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正在上升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另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是，文学如何在建设和谐文化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我们曾经讲了多少年的斗争哲学，非此即彼，现在提出和谐理念，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我理解，和谐不是绝对的同一，不是统一律，不是“同”而不和。如果只存在一种声音，那不叫和谐，和谐强调的是和而不同，不同的音调才能组成美妙的音乐。一个调好了音的琴和弦，显得很宁静，其实有内在的紧张性和不同力量在一个更高程度上的调和。如果不和谐，弓可能折了，弦可能断了。看不见的内在和谐，比表面上的和谐更重要。对于追求政治理想上的和谐，社会观上的和谐，大家是一致的。在这一背景下，文学家如何处理他的创作，政治家的政治与文学家的政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对作家来说，如何在和谐理念的大背景下，处理悲剧意识，处理苦难意识，处理贫富悬殊题材，如何大胆揭示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可能都是需要深入思索的新课题。事实上，为了和谐，更要敢于直面差异和矛盾，直面不和谐音，大力克服它才是通向和谐之途。 

    市场的力量与文学的分化 

    文学有自己的标准，最有钱的不一定是最优秀的，发行量最大的不见得是最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