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我们的社会环境、经济生活，价值取向，审美精神确实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七八年前，我们谈论私人小汽车，还只是个梦，离我们很遥远；七八年后，小汽车在一些大城市里急剧膨胀，有的地方已经开始限制了。现在我国互联网的注册数达一个多亿，手机注册近四个亿，石油消耗居世界第二位。这些都反映了经济高速发展。神六上天，我们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有载人能力的航天国家，这都是我们感到非常自豪的。但也要看到精神层面的生态中存在的逆人文态势：贫富悬殊，能源短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真情缺失，友爱难求，诚信危机，贞操淡薄，贪污腐败，怀疑永恒的种种现象同时存在。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的复杂语境。 

    在这个复杂的历史语境下，就出现了我要谈论的“新世纪文学”。为什么不叫“新时期文学”呢？我觉得该换一换了。这绝不是玩新术语，这个名字其实是历史给的，是时间给的，是文学自身的发展需要给的。我们叫新时期文学已经叫了三十年了，跟现代文学史一样长了，就像一个人，小时候你可以叫他的小名，等他长大了，结婚了，你若还叫他小名就会别扭，并失去新鲜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新世纪文学和之前的文学是不一样的。 

    必须看到，“新世纪文学”的出现是有一个准备期的，忽略了这个就不科学了。这个准备期大约从1993年开始的。它是一种市场经济比较充分条件下的文学。现当代文学一百多年了，如果用不尽科学但接近事实的说法来看，它经历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三四十年代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文学，还经历了五十到七十年代的阶级斗争的文学，以及八十年代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文学。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至今，进入了一个以较充分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文学时代。简单地说，进入市场后，精神的东西变成了商品，文学写作越来越技术化了，文学也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还涉及到今天我们作家的生存状态。如今的文坛早已是三分天下：纯文学刊物、市场化出版、网络传播，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文坛了。最近我看到作家“富豪榜”，不知热衷此道的人想说明什么。恐怕只能说明，作家队伍也在贫富分化。但别忘了，文学有自己的标准，最有钱的不一定是最优秀的，发行量最大的不见得是最有价值的。最近易中天讲三国、于丹讲论语、刘心武讲红楼、阎崇年讲清史，都很火，这一方面说明文学和文化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市场价值的厉害，把文学娱乐化、通俗化、人情化、实用化了。 

    现在不断有人提问，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堪称伟大的时代里却出不了伟大的作家，出不了大师级的大学问家？对此我的想法是，现在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时代，或者说是一个无权威的、趣味分散的时代，很少有一件事物，一位作家、艺术家能得到全民集中地认可。我发现很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都说没有想到自己能获此大奖。现在要形成一个大家公认的大师和权威，在作家生前就做到这一点似乎比较难。而且，大师和权威的树立需要时间的辨识，甚至数代人的阅读和筛选。这只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是否与日常化的、平庸的、商业化的时代有关系呢？消费与享受，往往消磨人的热情和浪漫的激情，以致那种巨大原创力的作品很难产生。当然这只是外在原因。难道我们今天中国的作家就没有自身主体弱化的问题吗？当然有。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谈到作家的几个几乎无法克服的矛盾，比如市场需求之多与作家库存不足的矛盾，透支的矛盾；市场要求的出产必须快，与文学创作本身的求慢、求精的规律之间的矛盾。此处不再多说。 

    新世纪文学“在路上”的迷惘与期待 

    城乡文化的冲撞，以及由此产生的错位感、异化感、无家可归感空前强烈。今天的中国文学有多少已经把这个现实写出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