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处于非常特殊的境遇中，其中一个特别明显的现象是，面对作家个体时，我们往往觉得各有特色；但面对整个文坛就会有很多个不满意。”在第七届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上，评论家洪治纲的这一看法成了整个论坛的聚焦点。记者发现，在长达四个小时的讨论中，尽管作家与评论家之间“机锋闪烁”，但他们的交流和碰撞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写作者的责任与良知。

　　共识：在文学整体受责难下的写作与批评

　　洪治纲说，无论作家还是评论家，在现实中都会遇到对作家个体与文坛整体进行评价时的差异性看法。这一观点在与会者中引起共鸣。

　　评论家施战军把这种差异称为“变声”。在他看来，文学在整体上受责难的原因在于，其一，网络上为表达某种快意而涌现的“拍砖”式言论造成的假象。这些言论依据的真实性有待考察，“但时间久了之后，这种‘假象’会使大家误认为中国文学就是他所说的样子”。

　　其二，文学青年写作之初的不平之气对文坛的影响。他认为，在“名气就是资产”的时代，很多文学青年在将自己与获奖作家进行比较时，往往会觉得“自己跟他比差不多甚至比他还要强得多”。而这种心态最容易受到应和，“文坛形象由此也有被改写的可能”。其三，不看文本的批评家对文坛发声所形成的“障眼法”。他说，这些人尽管已经很久不读作品或不细读作品了，但总是对当下文坛发言，用诸如“一钱不值”来评价当前的文学创作。而媒体也特别关注这些“响亮”的声音，“形成了障眼法，这也是很严重的问题”。

　　作家潘向黎则把对文学整体的责难形容为“很愤怒的道义的拳头打在一个虚无而巨大的对象身上”。她谈到，提及作家个体时，很多批评会出于情面、利益、人际关系等表现得很慷慨，“大家都心领神会:面对外人该怎么说，关起门来自己该怎么说。这个问题比较中国化”。分析原因，她认为，这不能指责某个个人，“一旦某个评论家写了某个作家的批评文章，就会被炒作成一个事件，而且会演变成对被批评者的诋毁”。洪治纲对此表示认同，他也认为，现在文坛陷入一个怪圈，“把所有的批评都称为‘骂’，让评论者百口莫辩”。“这种舆论环境，有很浓的挑拨离间的作用。作家是否人人都能经受住这样一种挑拨离间，很难说。”潘向黎说。

　　作家周晓枫把这个文坛怪圈更多归结于作家自己承担的缺乏。如果评论家出于审美判断对作家的批评，招致作家情绪上的极端反应，“经常这样，评论家就犯不着对个体提意见”。由此出发，她认为，作家首先应该学会尊重自己，尊重自己的创作，尊重自己的品格。

　　分歧:评论家爱“打包”，作家反“拢堆儿”

　　在对文坛“个体灿烂整体黯淡”的看法上，虽然作家与评论家观点一致，但由此引发的评论家对作家“打包”批评这一问题的争论，值得引起反思。

　　事实上，对作家进行“拢堆儿”研究在评论界由来已久。“美女作家”“70后”“80后”等对作家群体的命名，尽管从产生之日起就备受争议，但这种风气并不见有消退的迹象，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论坛上，当与会者针对文坛整体的萧条景象发表意见时，周晓枫在对此认同的同时直言:从这儿我联想到，是否批评家特别想概括发言？是否特别愿意把个体的文学创作变成社会现象的涌动？以自己的散文写作被归属于“新散文”为例，她说:“我很茫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属于这个组织？”在她看来，作家的职业决定了在集体中是没有安全感的。“残酷地说，作家的关系肯定不是团结关系”，尤其是以相似的风格去处理相似的风格时，完全是竞争关系。“这跟批评的判断有点小小的差距，批评家特别喜欢‘拢堆儿’，作家本身的职业又特别愿意孤军奋战。”“如果批评家不在一网子里一网打尽鱼虾蟹，而是对每个品种有非常深入的关注。这是不是让批评本身也在一个更结实的平台上进行？”

　　被称为“70后美女作家”的金仁顺，在后来的发言中，也表达了对此的困惑。她说，她和其他三位“美女作家”(魏微、朱文颖、戴来)交流时，大家都认为彼此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提到作家的时候，能不能不要‘打包’？”她认为，对作家还是要分出个体来批评，“被集体化评论，使得差不多一个年龄阶段的人的写作看上去毫无个性，跟每个人都有关系的同时也意味着跟每个人都没有关系”。她同时表示，读评论文章是想从中找出自己写作的问题，能再次被唤醒。“一‘打包’之后就更加茫然。没有个性差异就很难找到建设性的意见。”

　　作家张悦然在发言时也谈到，一些评论“我觉得那不是在写我，是在写‘80后’这种现象”。

　　对于此，洪治纲说:“作家反对‘打包’是可以理解的，阐释个体很重要，但当面对一种现象时，确实很有‘打包’的欲望。”他同时说，作为评论家，他觉得很多作家的差异性“真的不大”。以“美女作家”为例，他认为，她们的创作注意人与人之间的非剧烈性冲突和纠葛，反对宏大叙事。“如果不做‘打包运动’的话，怎么去阐释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