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省：写作忠于生活，忠于内心

　　显然，在“打包”问题上更多反映作家对评论家的某些不满。不仅如此，不少与会作家也表示，对于不读文本、不负责任的评论，他们不会在意。但对于站在理性平台上的批评，作家们则有着清醒的认识。

　　潘向黎将评论家对作家严肃的批评甚至批判，看作是对作家的一种“抬举”。周晓枫认为，一个社会道德尺度通常由医生、律师甚至是法官掌握，他们不能退后。“我觉得批评家在一定功能上承担了这个角色，如果他们退后就会造成底线上的崩溃。”

　　在文学备受责难的语境中，如何看待文学批评的意义，评论家也有其自身的看法。“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来读作品？为什么对批评感兴趣？”施战军说，文学批评就是在文学现场和文学史之间做送递的工作，阅读、遴选，然后摸索一种有可能成为经典的尺度。“这是一种责任。”好好做并传下去，一代一代的文学青年就会有“好东西吃。现在，我们就是要给他们攒粮食，就是这样”。

　　对于作家来讲，在文学整体上失去显赫地位的当下，写作又意味着什么？它又该有怎样的责任承担？作家王跃文说，过去我们总认为文学的责任是铁肩担道义，与此无关的写作就没有意义。“我承认这样的写作是需要的，但在当下，写人间万象，真实反映内心的文学，未必就是不负责任的。”

　　在作家鲁敏看来，责难下写作，“写作者如果能在石头缝里慢慢生长，生长得非常旺盛，我觉得那种快乐是被放大了、加倍了”。

　　而作家张楚认为，写作有一个公共的道德契约，那就是用心灵去感受世界，用良知去描写世界。作家就应该是用针线织补人的心灵的裁缝，而文学也就应该抓住人生的常态，以及常态下隐约的光亮，然后把它制作成火柴，擦亮的同时能够温暖别人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