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变化我想大家也注意到了，那就是政治视角的隐秘回归。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密切的。一部作品要厚重、深刻，要概括一个时代，往往与政治紧密相关。伊格尔顿就认为，“伟大的作品总是包含着强烈的政治性”，这话很有些道理。现在国际上的大奖如诺贝尔文学奖，奥斯卡奖，都很看重政治文化类的作品。而我们现在的一些官场小说写的是一些非常表层的东西，不是真正的政治小说，它们离政治小说的真谛还比较远。政治不仅仅是权力层面的，政治也是一种文化，政治也是一种文明，政治还是一种文化心理结构，真正能够理解这一点的中国作家并不是很多。这里我愿提到《沧浪之水》，它的作者悟出了政治是一种文化生态，政治甚至与人生哲学联系在一起，政治与人的精神追求和价值选择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把政治转化成心理深度，那么这个政治才有意义了。在这部书的后面，我写了一段话：“这部书给了我一种天机泄漏感。”而现在很多犯罪小说成了教人如何升官发财的教科书，商战小说成了教人尔虞我诈的教科书，言情小说成了展示一男多女的游戏图，还有的小说纯粹是没有精神深度的恶搞。文学在对政治的理解上要有深度。 

    当代文学的精神缺失  

    今天的文学中还存在超越精神的弱化。很多作品没完没了地写油盐酱醋和一地鸡毛，缺少一种精神关怀和人文关怀。 

    正面精神价值的匮乏或无力，仍是当下文学重要的缺失。什么是正面价值？就是那种引向善、呼唤爱、争取光明、明辨是非，正面造就人的能力。如果都是暴力、血腥、看不到一点希望，以为这才是最大的深刻，我以为这样的文学不算是好的文学。这个问题其实与我们的精神资源有关。我们的民族精神资源很丰厚，但今天面临的是如何整合和转化的问题，如何把它们化为我们内心深处很丰富的信仰，并且运用到我们的创作中去，把它们转化成我们作品的精神力量———不仅有形而下的生存关怀和世俗关怀，而且还有形而上的精神关怀和灵魂关怀。现在我们的文学中还有“去资源化”的问题，因为资源已经太多，而我们不知道如何转化利用，这就影响到我们创作的水准，以至于有的作家以为只要他敢于批判，敢于暴露，就是最深刻的作品。而真正深刻的作品是不仅能有揭露和批判，还有正面塑造人的灵魂的能力。今天的文学中还存在超越精神的弱化。很多作品没完没了地写油盐酱醋和一地鸡毛，缺少一种精神关怀和人文关怀。作家的责任是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深刻洞察，善于表达精神的作家能够做到把故事从趣味推向存在。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极度矛盾和深刻忏悔，从道德的审判到灵魂的审判，而我们很多作家仅仅关注故事本身。 

    有人提出，小说的难度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现在也很突出。当下很多作家谈不上灵魂写作、生命写作，当创作丧失了对生活的敏感或疼痛感，把创作变成了制作，批量化地生产，流水线作业的时候，文学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生命了。当年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大明湖》底稿毁于战火，他经过回忆，将其中精华浓缩成中篇《月牙儿》，长度其实跟短篇差不多，却成了现代文学中公认的经典。对此老舍先生幽默地说：“我是在经济上吃了亏，在艺术上占了便宜。”如果今天的作家都肯下这种缩龙成寸的苦功，那么消费时代再汹汹然，我们仍会不断有震撼人心的好作品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