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说明了制药市场在私有化以后所产生的一些结果。私有化的正面效应是，1975年以来约有1400种新药上市。但还有一个结果是，现有的医药研发系统严重地依赖于竞争，从而产生了许多不足，这些不足之处对于每年发展中国家中成千上万个病人都是生死攸关的。”魏伯乐说。

    “1992年，赞比亚政府对医疗卫生部门进行了私有化的改革。但调查表明，大多数贫穷的赞比亚人支付不起医疗卫生私有化后昂贵的医疗费用，只能蜂拥至公立医院。那里病房拥挤，病人得不到医生的重视，结核病房紧挨着产妇病房。赞比亚是一个穷国，出现上述情况可能并不稀奇，但在世界首富的美国，由于私营公司主导了医疗保健行业，造成4400万人口没有医疗保险，并有差不多同样数量的人口医疗保险不健全。”

    举了这些例子，魏伯乐表示他不赞同所谓“全体私有化、市场化”的观点。其实，他对私有化的看法很简单：

    一、逐步形成有效的、强有力的政府管制和监管制度；二、不要对公共部门仍可以做的领域进行私有化；三、确保对监管体制的民主控制，并使政府能够在私有化遭到重大失败时撤销私有化。

市民社会应该发挥作用
    对于私有化改革的方向，魏伯乐还特别强调了行政机构的改革，继而逐渐分权于社会。魏伯乐也承认，即便是如今的德国市场社会，政府也处于一种强势。“我个人对于市民社会的探究也只是一种远景式的期待，我的想法是，在政府和私有部门之间，能有第三种力量，也就是市民社会，和原先的两种部门构成了一种稳定的三角平衡。”魏伯乐说。

    当某些公有企业的结构中引入相当的私有成分后，转而需要一些外部的实体来监管。这一实体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市民社会“。这无疑在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开启了一个新的空间。

    对于“市民社会”，魏伯乐也有着自己的表达：“这个概念很宽泛，可以是各种形式的行业公会，市民组织，公益基金和慈善组织。”

    “私有化本来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这一点显然已做到了。但是，光是效率本身并不能促进社会公正以及分配公平，后者正是民主政府的任务。”魏伯乐向记者解释引入“市民社会”概念的原因：

    “民主可能会有被私有化进程削弱的危险。民主意味着鼓励市民参与公共事务。但是，如果市民们看到最现实的公共事务从市政当局的日程表中消失了，而转移到了私营企业的日程表中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我要说的是，政府应该完全保持对服务质量的定义和监管权。如果市民不满意的话，应该有权抱怨，不仅是作为消费者个体，而且是作为积极的政治人。”

    和魏伯乐的谈话，接近尾声。采访好像已经变成了一堂有关于“私有化局限”的经济学课程。临了，记者想请魏伯乐对中国的私有化进程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魏伯乐显得十分谨慎，他表示自己对于中国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只能笼统地说谈一些看法。

    “私有化本身不是一个终点，应被看作是提高效率的手段，在有些情形下，私有化也许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在另外一些情形下，对公共部门进行改革也许反而是更好的选择。我主张对私有化的局限有一个健康的认识，而不是无条件地拥护或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