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常听到这种说法，说是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远胜于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我想我们怕是过于自信了。请看美国汉学家史景迁先生为《围城》英文版所写的前言。史景迁先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可以说是已经入木三分。相比之下，我们对美国的了解，常常似乎还是停留在好莱坞大片?

　　1937年，是中国处于水深火热的一年。多年恐吓、蚕食中国领土之后，日本终于全面开战，先是在平津地区，紧接着是在上海发动进攻。日本在华北扶植亲日政府，迅速巩固其对该地区的占领。国民党炸开黄河堤坝，力图延缓日军的进攻。但日军仍然进逼西南，意在夺取铁路中枢和水路要道武汉。 

　　中国在淞沪一带进行了更加顽强的抵抗。双方死伤惨重。但到1937年秋末，中国军队开始溃败，防线失守，而且大多是不战而退。日军直取国民党首都南京。1937年12月，日军犯下了震惊中外的“南京暴行”，几十万中国男女老幼死于非命，幸存者痛不欲生。 

　　1938年，日本在南京扶植亲日政权，与华北的亲日政权遥相呼应。武汉失守之后，国民党军队继续溯江而上，撤过三峡之后在四川重庆设立陪都。 

　　山河破碎，凄风苦雨。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作为钱钟书笔下的主人公，失意潦倒的方鸿渐开始狼狈登场。方鸿渐在欧洲游学一年有余，涉猎文学和哲学，经济上有亲戚资助，生活比较闲适，遗憾的是学分修得太少。 

　　为了有个学位，出于无奈，方鸿渐与一家骗人的函授学校接洽，弄了一张假文凭。1937方鸿渐乘坐一艘法国邮船，经新加坡回国。留学期间，方鸿渐涉猎甚广，对如何安身立命却一无所知，回国时可谓前途无望，身如飘萍。 

　　此时方鸿渐家中二老举家逃难，从乡下到上海，住进了“租界”。上海是座大都市，租界是英、法两国势力控制的地方，日本避开租界，攻打中方控制的地区。但方鸿渐文凭是假的，既无谋生的一技之长，又没有收入来源，只好在1938年离开上海，去“三闾”教书。三闾是所没有名气的小大学，地处湖南的僻壤。此前方鸿渐从未听说过这所大学。到大学后方鸿渐在这里订婚，却不料丢掉了工作。 

　　方鸿渐心灰意冷，在香港完婚后又回到了上海，但婚姻又开始破裂。 

　　《围城》是一部喜剧性传奇小说，构思非常奇巧。 

　　但凡重要的艺术作品，同时有几层意思，《围城》也不例外。从一个层面上说，《围城》有自传色彩。钱钟书同小说主人公方鸿渐一样，出身于中国的一个书香门第，1930年代去牛津和巴黎留学，1938年初回国。与方鸿渐不同的是，钱钟书是位成就斐然的学者，中、英文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获得牛津大学学士学位，论文内容是17、18世纪英国文学作品中对中国的描写。但同方鸿渐一样，抗战初期钱钟书在中国内地教过书，其同事是来自上海和北平的流亡学者，在西南的昆明市合力兴办一所大学。在昆明和湖南的一所大学短期教书之后，钱钟书回到上海（1941年），在上海教书、写作，直到抗战结束。 

　　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1941年12月占领上海租界，关押了租界内的外国人。这样一来，钱钟书生活和写作的地区由亲日的南京政权所控制。但与《围城》中的方鸿渐一样，钱钟书似乎得以独善其身。钱钟书足不出户，埋头写作研究，与妻子杨绛相守度日。杨绛是位翻译家和著名剧作家。当时钱钟书夫妇交往甚少，朋友限于不多的几位受过很好教育的中国学者和艺术家。1949年解放后，钱钟书夫妇决定留在中国大陆，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 

　　小说的另一个层面是历史。《围城》中钱钟书很少谈到战争，没有战斗场面，没有游击队和日本人的戏剧性冲突，但小说中战争无处不在。方鸿渐和另外四人结伴，或坐公共汽车、或坐船、或步行，有时还坐轿，长途跋涉几个星期，投奔三闾大学那方净土。相关几章写得很精彩，很微妙地介绍了战乱所造成的影响。 

　　《围城》第三个层面说的是中国知识分子，说到当时因过于推崇西方文学和美学而带来了恶果。钱钟书认为，中国的正统因此而受到侵蚀，儒家道德体系分崩离析，本来已经面临困境的中国文化更是雪上加霜。在这个问题上方鸿渐倒是无过错可言，他的谦词是自己所知甚少，对文化事宜不好妄加评论。但方鸿渐周围的朋友同事却毫无顾虑，都是些装腔作势、自命不凡的所谓学者。《围城》的某些章节说的就是这些人自吹自擂，贻笑大方。方鸿渐旅途中遇到不少人，他们很像当时文学界和学界的某些角色。但钱钟书自己在小说前言中恳请读者不要把《围城》当作一部影射小说。 

　　还有一个层面，说的是男女之间的关系，谈及性和婚姻。方鸿渐有相思之苦，其罗曼史又总是阴错阳差。这方面的描写非常精彩，虽然带有讽刺，读了还是让人很是惆怅。小说最后五十页左右写了婚姻的失败，其表现水平之高，各种语言的文学作品中能够写到这样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