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第三个特点，无论是内容还是结构层次，总是由低级向高级，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由进步替代落后，逐步转变、递嬗、更新、完善，体现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发展的总趋势。林则徐等有识之士为拯救民族危亡，反对外族入侵，而大声疾呼，求武器变革，求装备更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这是救亡图存和思想启蒙运动在军事领域中的反映。然而，它毕竟处于低级阶段，是第一步。甲午战争后，人们从重视武器装备到重视军制改革，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缩短了同西方军事思想的距离。如果说，在这以前已经初步筑成了近代军事思想的理论构架，那么，自辛亥革命至新中国诞生前，人们开始把政治统帅军事当作军事活动的一条主线，主张通过武装斗争，推翻旧的政治体制，改革旧的军事制度，改造旧的军队，以建立新的国家机器。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正是沿着这一轨迹，走完了自己的路途。

    ○您的军事史研究思想，是如何贯彻到您所主编的《军事历史研究》杂志中去？

    ●毋庸讳言，我是军人兼书生，对于军事历史研究，是情有独钟的。我主编的《军事历史研究》是军事历史科学研究领域一份创刊早、容量大、涵盖面广的大型综合性学术刊物。该刊自1986年创刊至今，已历经十七个春秋，共出了66期，近两千万文字，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把《军事历史研究》的定位标准放在：发挥专业特长，继续瞄准构建军事史学科体系这一高度，进一步从基础性、系统性、科学性要求出发，既要加强宏观层面上的理论研究，如治军治兵思想、战争指导规律、国防理论、兵家兵略、军事制度、军事学术、军事文化、军事教育、军事伦理等，也要深化微观具体问题的分析，如典型战例、军事人物、军事论著及军事史料的评述、军事史学术研究信息的传播；既要重视军事历史内容的阐述，又要强调现实军事问题的探讨，在研究古今中外军事史的同时，绝不能忽视对诸如军事革命、周边军情等现实问题的研讨。为繁荣军事科学、建筑军事历史完整的学科体系，加倍努力，再作贡献。因此服务于军队建设，贡献于国防事业，这无疑是《军事历史研究》一个崇高的奋斗目标，一项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

    ○我们因攻克课题曾一起在上海历史研究所共同奋斗过，我为完成任务，几乎每天研读到深夜2点钟，相比之下，您要悠闲得多，而任务却完成得很出色，不少人戏称您为“写作机器”，意即出手快、效率高、成果多，请谈谈您治学和科研方面的诀窍。

    ●那段共同奋斗的经历令人难忘，对于您的刻苦研读精神，我经常作为实例来教导我的研究生。至于我，其实在治学和科研方面也是花了很大力气、下了很多功夫的，能干的前提是苦干。如果说，我有什么成绩或诀窍的话，那主要与我的态度有关，我的体会是三个字：勤、静、新。

    关于“勤”。我的专业属于历史学和军事学的研究范畴，是一门厚重的基础性学科，要想有所建树，不下功夫不行，少下功夫也不行。因此，就必须提倡一个“勤”字。要勤看，即博览群书；要有一种“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的精神，即跑书店、跑图书馆、跑档案馆等，有了大量的史料，才能真正做到博览；同时要勤写，即多动手、多练笔，我相信好文章是改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还要勤思考，即写一篇文章、研究一个课题，要多想几个为什么？深思才能熟虑，才能透视历史的表象，揭示历史发展的真谛，实现历史研究的各种价值。

    关于“静”。历史学不像有些应用性学科那么受到众多人青睐，因此对每一个进入历史研究领域的人来说，就必须提倡一个“静”字，要有长期坐“冷板凳”的思想准备，安下心来，“静”心研究。故研究历史学的人，不一定是非常灵活的人，但必须是非常刻苦的人、非常有恒心的人。“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要想在学术研究领域有所建树的话，就不能不“静”下心来，甘心寂寞，耐得起清苦，在史学研究领域，更需要提倡这种精神。

    关于“新”。作为史学工作者，“新”代表着能力和素质的问题。我们提倡在史学研究领域要有新的知识结构、新的研究思路、新的研究方法，发掘新的史料、注重新的论证、提出新的见解。创新是推动史学研究的灵魂和不竭的动力，更是史学研究工作者获得进步和发展的源泉和标尺。以党史、军史研究的体系和方法为例，我的看法是，既要具备中国传统史学研究功底，又要尽量吸纳西方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史学研究的希望就是在古老的领地上开垦新的苑地，培植新的果树，结出新的果实。

    ○您作为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对学科建设有哪些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