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传》后记

2006年是潘汉年诞辰100周年。10年前，1995年春，我受上海人民出版社之约，撰写了一部近30万字的《潘汉年传奇》，于是年年底出版发行。从撰写潘传至今，在整整10年中间，此书留给我的回忆，时常闪现在我的脑海里，而且挥之不去。为潘汉年作传，是一件遂我心愿的事情。还在1982年下半年，潘汉年案件得到了平反昭雪，这不仅在政界，也在学术界反响极大。因为这是我们党在政治上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标志。潘案作为共和国第一大冤案，是我们党建设史上的一个污点，现在，党自己把它披露了出来，探索历史的经验特别是历史的教训，依靠党自身的力量，把过去的错误纠正了过来，体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也进一步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敢于公开承认和改进错误，这是党有力量的表现，是党的事业能够兴旺发达的一大关键。这件事情也撞击着我的心灵，扬起了我的激情：我能不能将这段历史用文字表述出来呢? 我能不能履行一个史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呢? 那时的我，正执教鞭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主讲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承担着抗日战争史、汪伪政权史的研究课题。出于对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考虑，同时也受责任心和正义感的驱使，我萌发了撰写一部潘汉年传记的念头。于是，我像海绵汲水一般，悉数搜集潘汉年的有关史料、回忆录和研究论著。后来，由于工作变动，我被特招到上海空军政治学院，转入军事历史研究领域，不得不将此事暂时搁了下来。这一晃，10多年过去了。直到1995年春，我的老同学、时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主任的朱金元代表该社领导，委托我撰写潘汉年传记，我几乎未加考虑就答应了下来。 “自古功名亦苦辛。”接受任务后，大约在1年3个月的时间里，除完成学院正常的工作之外，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潘传的写作中。456天的风风雨雨，我没有过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节假日，也记不得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 潘汉年是一位充满神秘色彩的职业革命家，是中共党内高级领导层中的传奇式人物。由于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由于潘本人极强的党性原则，又由于这位历史的功臣却成了共和国第一个大冤案的主人，蒙冤入狱长达27年之久，许多重大的而且生动的史迹被湮没了。因此，要为潘汉年著述一部准确、可靠的传记类信史，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有这么一个感觉：现在人物类传记可以说是多如牛毛，但是缺少的是一个“信”字。史学研究当然需要而且允许采用直观思维、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等方法，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揭示历史的本来规律为己任；但历史研究最忌的是捕风捉影、妙笔生花。不少人物类传记采取胡编乱造，张冠李戴的手法，使历史人物面目全非。史学工作者的一个神圣而长期的使命，就是给我们的社会、给我们的时代，特别是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真史、一个信史。据此原则，我在先前搜集到的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又搜集了许多新的史料，在数易其稿之后，于1996年6月底交付上海人民出版社。同年12月，《潘汉年传奇》终于与读者见面了。该书先后4次印刷，发行量高达4万册。在人物传记一类的著作中，这样高的发行量应该说不是太多的。同时，这部书也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曾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1997-1998年成果奖著作类二等奖，给我带来了有形的报偿和无限的欣悦。时光是飞驶的箭。又是一个十年过去了，为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者，在潘汉年诞辰100周年之际，上海人民出版社决定将《潘汉年传奇》修订后重新出版。据此，我对原书作了一些修改后，增加了30多张有关照片，改写了后记，并以《潘汉年传》的书名，作为纪念潘汉年诞辰100周年的一份礼品，献给这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在《潘汉年传奇》的后记里，我曾经对那些为此作过帮助的人表示了深深的感谢。他们包括我的启蒙老师陆恒仲先生，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的马福龙先生，我的同窗好友朱金元，责任编辑曹培雷，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陶伯康、李琪，中共江苏省宜兴市委党史办的董镇湘，以及复旦大学的石源华、傅德华、张亚芳、刘琪、叶翠娣，上海市图书馆的高洪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苏贻鸣，我的夫人顾秀芹、女儿袁蓉等，他们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不能不在此重提他们的名字。这次修订出版，又使我感慨万分!我的夫人顾秀芹，女儿袁蓉，女婿周阿江，他们继续给我无私的支持。实际上，我的所有学术成果，都凝聚着他们的一份辛劳。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李伟国先生、审读室主任陆宗寅、第三编辑部副主任曹培雷为本书出版所作的精心策划和一丝不苟的审阅，使潘传一新其面目。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傅绍昌先生，还为本书提供了潘汉年生平大事编年，为潘传增光添彩。尤其是这30多张照片的获得，书写了一段闪光的情结：江苏省宜兴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主任王建国、叶聚森以及宜兴市档案局高级摄影师卫平，他们将自己冒着严寒与酷暑，走南闯北搜集到的照片无保留地提供给我，还连连向我表达谢意，说我为潘汉年作传——“这是为我们宜兴人宣传，我们感谢还来不及呢!”真是大将风度!这种学术为公的高风亮节，真是可敬可佩!

2006年是潘汉年诞辰100周年。10年前，1995年春，我受上海人民出版社之约，撰写了一部近30万字的《潘汉年传奇》，于是年年底出版发行。
从撰写潘传至今，在整整10年中间，此书留给我的回忆，时常闪现在我的脑海里，而且挥之不去。
为潘汉年作传，是一件遂我心愿的事情。还在1982年下半年，潘汉年案件得到了平反昭雪，这不仅在政界，也在学术界反响极大。因为这是我们党在政治上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标志。潘案作为共和国第一大冤案，是我们党建设史上的一个污点，现在，党自己把它披露了出来，探索历史的经验特别是历史的教训，依靠党自身的力量，把过去的错误纠正了过来，体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也进一步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敢于公开承认和改进错误，这是党有力量的表现，是党的事业能够兴旺发达的一大关键。这件事情也撞击着我的心灵，扬起了我的激情：我能不能将这段历史用文字表述出来呢?
我能不能履行一个史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呢?
那时的我，正执教鞭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主讲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承担着抗日战争史、汪伪政权史的研究课题。出于对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考虑，同时也受责任心和正义感的驱使，我萌发了撰写一部潘汉年传记的念头。于是，我像海绵汲水一般，悉数搜集潘汉年的有关史料、回忆录和研究论著。后来，由于工作变动，我被特招到上海空军政治学院，转入军事历史研究领域，不得不将此事暂时搁了下来。这一晃，10多年过去了。直到1995年春，我的老同学、时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主任的朱金元代表该社领导，委托我撰写潘汉年传记，我几乎未加考虑就答应了下来。
“自古功名亦苦辛。”接受任务后，大约在1年3个月的时间里，除完成学院正常的工作之外，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潘传的写作中。456天的风风雨雨，我没有过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节假日，也记不得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
潘汉年是一位充满神秘色彩的职业革命家，是中共党内高级领导层中的传奇式人物。由于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由于潘本人极强的党性原则，又由于这位历史的功臣却成了共和国第一个大冤案的主人，蒙冤入狱长达27年之久，许多重大的而且生动的史迹被湮没了。因此，要为潘汉年著述一部准确、可靠的传记类信史，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有这么一个感觉：现在人物类传记可以说是多如牛毛，但是缺少的是一个“信”字。史学研究当然需要而且允许采用直观思维、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等方法，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揭示历史的本来规律为己任；但历史研究最忌的是捕风捉影、妙笔生花。不少人物类传记采取胡编乱造，张冠李戴的手法，使历史人物面目全非。史学工作者的一个神圣而长期的使命，就是给我们的社会、给我们的时代，特别是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真史、一个信史。据此原则，我在先前搜集到的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又搜集了许多新的史料，在数易其稿之后，于1996年6月底交付上海人民出版社。同年12月，《潘汉年传奇》终于与读者见面了。该书先后4次印刷，发行量高达4万册。在人物传记一类的著作中，这样高的发行量应该说不是太多的。同时，这部书也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曾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1997-1998年成果奖著作类二等奖，给我带来了有形的报偿和无限的欣悦。
时光是飞驶的箭。又是一个十年过去了，为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者，在潘汉年诞辰100周年之际，上海人民出版社决定将《潘汉年传奇》修订后重新出版。据此，我对原书作了一些修改后，增加了30多张有关照片，改写了后记，并以《潘汉年传》的书名，作为纪念潘汉年诞辰100周年的一份礼品，献给这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在《潘汉年传奇》的后记里，我曾经对那些为此作过帮助的人表示了深深的感谢。他们包括我的启蒙老师陆恒仲先生，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的马福龙先生，我的同窗好友朱金元，责任编辑曹培雷，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陶伯康、李琪，中共江苏省宜兴市委党史办的董镇湘，以及复旦大学的石源华、傅德华、张亚芳、刘琪、叶翠娣，上海市图书馆的高洪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苏贻鸣，我的夫人顾秀芹、女儿袁蓉等，他们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不能不在此重提他们的名字。
这次修订出版，又使我感慨万分!我的夫人顾秀芹，女儿袁蓉，女婿周阿江，他们继续给我无私的支持。实际上，我的所有学术成果，都凝聚着他们的一份辛劳。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李伟国先生、审读室主任陆宗寅、第三编辑部副主任曹培雷为本书出版所作的精心策划和一丝不苟的审阅，使潘传一新其面目。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傅绍昌先生，还为本书提供了潘汉年生平大事编年，为潘传增光添彩。尤其是这30多张照片的获得，书写了一段闪光的情结：江苏省宜兴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主任王建国、叶聚森以及宜兴市档案局高级摄影师卫平，他们将自己冒着严寒与酷暑，走南闯北搜集到的照片无保留地提供给我，还连连向我表达谢意，说我为潘汉年作传——“这是为我们宜兴人宣传，我们感谢还来不及呢!”真是大将风度!这种学术为公的高风亮节，真是可敬可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