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我从中国社会条件中寻找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逻辑为什么有别于西方的原因：1840年的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社会由古代步入近代。在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冲击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中国由独立的封闭式的封建社会逐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近代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决定了生产力发展主体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必然会受到国内封建势力和国际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双重压迫。这种状况，在鸦片战争之后出现，经过110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一直未能得到改观。在这段历史时期中，中国“资本涸竭之病”越发严重，处于病入膏肓而不可收拾的局面。中国军队的改革、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正是在这种“奇穷之余”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军事上的发展既有其迫切性，又有其局限性，即经济落后、民族危急、战乱纷起、民不聊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为了改变国家的落后状况，拯救民族于水火之中，造反、改革、革命，人民武装斗争风起云涌，连绵不绝；同时，为进一步控制中国，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了频繁的侵华战争，又应证了“落后必然要挨打”的科学论断；而统治阶级内部为争权夺利，也时常制造各种摩擦和武装冲突。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在如此背景下，是不能按部就班的，不可能如同西方军事思想发展顺理成章地以日益增长的生产力为前提，以高度发展的经济水平为杠杆，通过战争实践去更新和发展。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是靠迫切要求改变现状而去模仿西方、学习西方的内在因素推动，在战火熏陶下，在动荡而剧变的历程中走完了自己的路程。正因为成型之路不同，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独具特色。

    ○那么，请问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特点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我认为主要有三点：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伦理观念在中国近代军事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伦理观念，亦即道德观念，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和特殊意识形态，是以善恶为评价标准的，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维系、调整人们的行为规范。当中国近代军事思想以跃进方式从古代军事思想的基础上迅速演进时，未曾来得及受到检讨而筛选的传统伦理道德，不仅在军事思想的层面上，甚至在其深层领域，都十分强烈地表现出来。当然，道德观念有严格的阶级属性。“忠君报国”、“成仁取义”，以及所谓“智、信、仁、勇、严”那一套，历来是封建社会所倡导的军人的一种特殊的道德观念。在近代封建制度沉沦、皇朝大厦崩塌之际，这种封建的道德观念影响却仍然存在，并且广泛而普遍地成为军人生活的准则。不用说完全意义上的封建地主阶级军队八旗、绿营，以及后起的实行过改革、企图“别树一帜”的湘淮军，都要慑服于“皇恩”的感化，受制于“忠君”思想的心理约束；也不用说曾经叩开中国军队全面近代化大门的新军，从其创练之始，即把“忠义”之道视为行动的最高准则，每逢节日，全营上下，“行三跪九叩礼”，“三呼万岁”，“忠节、礼度、信义、武勇、朴诚”之声“不绝于耳”；就是到了民国时期，标榜“共和”卫道士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大大讳忌“皇恩”、“皇德”，但始终“道必师古”，提倡尊孔读经，行所谓“礼义廉耻”四维和“尽忠孝、行仁爱、尚信义、讲和平”八维，以完善军人自身之修养。足见封建道德观念在国民党军队中受重视的程度了。中国传统道德观念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它被吸收、被扬弃的历史筛选过程，基本上同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发展轨迹相一致，并且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发展的时代和阶级特色。

    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具有多元化的结构层次。在近代中国西风东渐、新旧激荡中建筑起来的近代军事思想的构架，其内容五花八门。诞生于古代军事思想母体上的近代军事思想，作为一个新生儿，它跨越了中世纪而步入近代，因而不能不保留其先辈的遗传因素，又不能不接受新时代中的世界概念。西方军事思想越是广泛传播，中国军事思想越会受到冲击。从总体上考察，近代中国110年，军事思想领域新旧交换，良莠并存的现象贯穿其发展过程的始终。在这个领域，既体现了中国古已有之的传统军事思想的光彩，又全面经受着西方近代多种军事思想流派的渗透。从近代众多的军事家、战略家们所创造的各自军事思想考察，清一色者是没有的。从林则徐、魏源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乃至袁世凯、蒋介石，虽然学习西方，吸收洋人东西以及保留中国古代传统的程度有所不同，但与前辈相比较，毕竟面目一新。蒋介石等人提倡所谓“智仁勇”，又把“三民主义”、德日法西斯主义和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熔于一炉。总之，无论从整体还是个体、从宏观还是微观上考察，都生动地体现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想这种多元化结构层次的特点。